谁需要在网络上保护隐私权?
美国新泽西州新不伦瑞克的比尔·莫顿神父清楚隐私权的重要性。他通过电子邮件接受教徒的忏悔。“思想、美梦、希望,当然也有欲望、愤怒和仇恨,你心里的这些东西有时甚至是连你的配偶也不能告诉的。我们的生活建立在隐私的基础之上。”
“撒马利亚人”(Samaritans),一个致力于防止人们自杀的新闻组,称自己只接受经过加密的讯息。它声称,“我们总是把为求助者保密的原则放在第一位。事实上,我们这个新闻组的常见问题(FAQ,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就是,‘能为我保密吗?’”它明白一个道理:如果一个通信者害怕电子邮件泄露他的私人秘密,他就不会诚实说出自己的一切,从而丧失求生的机会。
隐私权不仅仅有益于忏悔、防止自杀,它也同青少年有关。有个17岁的高中女生这样说:“我不知道其他同龄人和他们的父母是怎样的,但我的母亲特别爱管闲事,我不得不使用我能够发现的所有的保密措施。我从中学二年级开始记日记——不管我把日记藏到什么地方,母亲总能发现。她还拆看朋友寄给我的信,并对任何她认为‘不正经’的事情都疑神疑鬼。我是一个好学生,但她多年来尽管没有足够的理由,却持续不断地侵犯我的隐私权。
“两年前我试着把所有的日记、信件等东西锁在一个抽屉中,但她用我的钥匙打开了抽屉。所以,现在我在计算机上写所有的东西,并用软件加密。”
但她这样做就能够保守住自己的秘密吗?有调查表明,网络用户关心的头号问题是安全,即自己的私人信息如何不被外人窥视。
我们一度以为,只有上帝知道自己是好是坏。现在,这种乐观态度正在被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所破坏:几乎任何拥有一台电脑、一个调制解调器及一部电话的人都可以进入你的私生活的最隐秘之处,把你的个人记录一览无余。私人公司和政府机构已经收集了大量的关于个人的信息,而人们对它被怎样利用,它是否准确等等一无所知。医疗记录、驾驶记录、图书馆记录、学校记录、法庭记录、信用卡记录、纳税记录、工作记录等等,一起勾勒出了你的形象。随着联机服务中商业交易的增加,这些记录甚至可以出售。在网络上能搜集到的信息和情报数量多得令人难以置信。你用不着离开书桌就能找到失散已久的朋友。这真是个迷人的世界,但它也很危险。
尽管我们也许很难界定我们所说的隐私权到底意味着什么,也解释不清为什么我们如此迫切地需要它,但我们本能地感觉到,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隐私权,人就不能拥有正常的生活。俄国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癌症病房》一书中精确地描述了如果太多的个人记录被太多的人所窥探,最后将会发生的情况:“每个人在一生中都会填写很多表格,每个表格都包含很多问题。这样,从每个人身上都可以引出上百条线,总共会有上百万条线。如果这些线突然成为可见的,人们将无法动弹。”
未经许可窥视个人记录,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因为没有多少防范措施。还有一个隐忧是,错误的和有害的“事实”可能进入数据库。好莱坞为网络热而投拍的《网络惊魂》(Net),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身为电脑程序设计师的女主角,平日离群索居,只在电脑网络上与现实世界打交道。她在网络上购物,在网络上洽谈公事,在网络上娱乐……。直到有一天,女主角被无端卷入一起谋杀案,才发现她的一举一动都在网络上被人监视,个人资料也被篡改,把她从一个平凡女子变成前科累累的通缉犯,现实世界中却无人能为她平反,因为她谁也不认识,真正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在我们生活的现代世界中,如果有人要给他人制造麻烦,他们可以在千里之外,用一种难以发现的方式这样做。没有谁的腿被折断,没有谁受到肉体伤害,但任何人只要拥有电脑、调制解调器和满腹敌意,就可以破坏他人的安宁,并给他人的事业造成真正的损害。
上世纪末期,当人们在自己的信箱中发现第一份计算机打印的清单和宣传印刷品时,他们开始意识到计算机的触角已深入到私人事务中来了。没过多久,人们已经习惯于使用电脑处理商业性事务和私人事务。任何一个联机的行动或决定都可以被跟踪、记录和存储。现在,非常地依赖计算机、不相信计算机、误用或是滥用计算机的都大有人在。随着人与人之间、企业之间、国家之间联系的日益密切,人们越来越关注“电子隐私”的问题。
几十年前,似乎只有地方小报和邻里议论才能侵犯你的隐私权,然而今天,复杂的计算机以及其他自动化设备正在对隐私权发起一场电子挑战。计算机可以成为反对我们的工具,这一认识令许多人感到愤怒和绝望。
阿尔文·托夫勒歌颂过计算机消化数据的巨大能量,认为这种由电子构成的“社会记忆力”将有朝一日给我们带来一个“保留以往一切记忆的文明”。他告诉我们“信息炸弹正在我们中间爆炸”。计算机正在生成一个“信息环境”,它将向我们这个社会提供“更多的信息和组织合理的信息源,并远远超出25年前人们的想象”。
无疑他是对的。但这值得歌颂吗?历史学家西奥多·罗斯扎克指出,现代生活中盛行一种重大、崭新而又令人惊恐不安的做法,它把计算机当成了监视私人生活的工具。比工具更重要的是使用者的思想。计算机热衷者和专家可以把信息定义为无所不能的东西,但是,所有的数据库及其工作人员的追求只是最原始的数据:简单的基本事实。那些喜欢打听别人隐私的人可以从过剩的数据里源源不断地撷取飞短流长的素材,他们的服务正需要这样的材料。他们的存在价值在于把人变成一堆枯燥无味的统计数字,以便作出快速的评价,比如姓名、社会保险号码、银行存款数量、债务、信誉程度、薪水、福利支出、纳税情况、被捕次数以及偿还债务的能力。这些信息简洁明了,一览无余。数据库里的信息是把人的生活抽象为若干条赤裸裸的基本信息,便于迅速地作出商业和法律的决定。借不借贷款、出租或不出租财产、租用或不租用、逮捕或不逮捕……这种思维方式非常适合于二进制的运算规则,即开/关,或是/否。在方兴未艾的监视机器面前,我们面临的并不是一个中性的技术发展过程,而是实用主义哲学家终于通过计算机而实现的一种社会模式,它没有阴影,没有秘密,更没有神话,一切事物都变成了赤裸裸的数据。
我不知道我们的立法者是否认识到信息革命的现实,或者真正懂得这场革命的意义。立法者必须尽快把自己调整过来以适应网络时代的要求,因为出台更有力的保护隐私权的办法已经成为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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