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的BLOG

西藏事件，令人痛惜地正在导致中国与西方的双输。这种双输的最大后果，是把中国推向自闭与仇外的孤立主义。此一孤立主义，曾经开启了近代中国的衰败之门，——同理，如果西方世界继续怀着现在的心态接待中国的崛起，也难保不会重走东方文明衰败的老路。

这是一个大话题，姑且按下不表，在此想说的是，对新闻业，西藏事件也造就了一个大输家：那就是新闻的客观性。

从政治角度看，新闻客观性的破产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了。中新社3月31日的一条题为《“拉萨事件”最大的输家是西方传媒》说：“新闻的普世原则是客观、公正、中立，最大的忌讳则是采访者、报导者预设立场，这原本是这些一向标榜新闻自由、新闻公正的西方传媒所提倡的。但在此次拉萨事件和此后围绕藏独、奥运的一系列报导中，中国民众震惊地看到，原来一向以新闻自由、新闻公正标兵和导师自居的西方传媒，不客观地在筛选信息、预设立场、排斥不同声音，并且还文过饰非、挟制民意。”

中新社的电讯说：“他们口口声声指责中国传媒的所谓不客观、不公正、不自由等等问题和弊端，事到临头西方媒体自己却真真实实地表演了一场如何歪曲捏造、如何自由杜撰新闻。而且表现得更蛮横、更霸道、更不加掩饰，经此一事，即使是大多数自由派中国人，在铁证如山的事实面前也会认识到，原来西方媒体是作假、欺骗、掩饰、误导的老手，根本不可信任。”　　

其实，“新闻的普世原则是客观、公正、中立”，从来就不曾那么普世。多年来，哲学家和记者给“真相”和“客观性”下了许多定义。所以，让我们从哲学角度谈谈这个问题。

甚至在柏拉图之前，希腊人就试图弄清，我们是如何知道某样事情是真实的。一些哲学家争论说，我们可以经由视觉、味觉、触觉和听觉掌握真相。他们假定，如果你看到一条狗从小径上跑下来，你会知道有条狗，有条小径，还有一个动作叫做跑。

其他人认为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他们说我们的眼睛可能会被魔术师的戏法所欺骗，甚至日常生活中的某些情况也会骗过我们。如果你把一根木棍伸进水中，它看上去好像是折的。这些哲学家认为感觉是可能出错的，使用理性才是更好的获得真相的方法。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试图开发出混合两者的体系，但他们的结果迥然有异。柏拉图相信与物质世界的接触只能获取短暂的真实，只有理性的启蒙才能带给人真相。亚氏强调的完全不一样。他相信在观察真实世界并将其分类之后，可以得到真相。亚氏发展了逻辑规则并创造了早期的科学方法。

把感觉作为了解世界的关键的人，叫做经验主义者；相信理性的人，叫做理性主义者。在西方思想史上，哲学家和神学家围绕着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相对正确性而争执不休。

随着19世纪到20世纪的科技发展，关于真实的压倒性定义变得向亚氏靠拢。在哲学上这被称作“逻辑实证主义”，在文学、艺术和社会学上，这被叫做“现代主义”。它的一些基本的要旨如下：

*了解世界的方法是对其进行切近的观察，再把观察到的情况予以分类和解析。

*事实与意见是两回事，事实为真相之基础。

*人们有能力客观地获取事实。

*科学发展正在令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虽然20世纪的记者没有人承认自己是“逻辑实证主义者”，但对这种哲学的广泛承认无疑形塑了他们的世界观，间接地导致了记者是真相的客观追寻者的想法。

在20世纪末期，后现代主义兴起。鼓吹者有很多流派，但大多数后现代主义者会承认以下几点：

*不存在绝对的真相；真相因个人所参与的共同体而异。

*我们对事物的真实运转情况一无所知。我们仅仅知道我们用来描述事物的词汇。

*对事物有多种不同的描述，我们选择那些看来最能够实现我们的目的的描述来加以使用。

*科学可能、但也许不能发现真相。

*没有任何人是客观的。每个人都以共同体成员共同接受的想法为基础来定义这个世界。

*人类的境况并没有变得更好。

后现代主义者似乎是在说，真相可以随人所欲，行为方式也无所谓对错。许多哲学家拒绝这种道德相对主义。他们认为每个人——甚至是许多声称自己是相对主义者的人——都似乎拥有某种道德准则。而且，只有很少的人真的愿意拒绝一切有关真实的概念。大多数人承认小的真实。他们也承认某些大的真实。

对记者而言，后现代主义对新闻业的影响是致命的。记者恐惧真相的流沙化，如果事情果真如此，他们和政治骗子从事的就是一种行业。有些人主张新闻业不必再声称追求“社会的大真相”；大多数记者应该满足于写“小故事”：有关人们彼此的关系，以及他们和政府及社会组织的关系。

今天新闻业赖以生存的商业模式和政治预设，使得记者一向试图在一个1到10的刻度尺上，找出身处1或9的人，而罔顾身处3到7之间的人，尽管大多数人都在这个区间之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下面的事实被媒体报道出来，可以想见它的爆炸性效果——一位法国老人指着中国留学生骂道：“如果你们不高兴我们对抗中国，那么你们滚回中国去。”

另外一个离说出真相越来越远的做法是，记者选取最容易的消息来源，而不是费力去追寻那些能够为新闻提供语境的人。这也就是奥地利最有权威的大报《新闻报》（Die Presse）在一篇《靠愤怒不能解决西藏危机》的文章中所说的道理：“许多西方媒体乐意引用流亡西藏人的话，而这些消息的真实性跟中国宣传的陈述同样是应该进行审核的。”

我们，作为记者，就这样被现代与后现代撕扯着。我们不得精神分裂症，已经是十分万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