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itter的神奇令人惊叹：由于德黑兰封锁了手机短信传送并屏蔽了若干网站，Twitter成为伊朗人满足信息渴望和对外发声的替代网络。对Twitter在伊朗抗议当中所起到的传播和组织功能的分析，业已成为社会性媒体研究者的最新热门。不过，数字化抗议活动的整体画面其实是更为复杂的。首先，在伊朗，使用互联网的多为家境富裕的年轻人及城市人，他们多支持反对派，这较易让外界产生“伊朗快要革命”的错觉，而忽略了乡郊大量保守民众的想法。Twitter创办人之一的Biz Stone就承认，使用Twitter的只是一小部分伊朗人，未必能反映主流意见。其次，YouTube和Twitter这样的工具更多被用来进行公民报道，抗议活动本身还主要是由反对派候选人在线下集中组织的。

尽管对Twitter在社会行动中的作用有高估的苗头，我们还是要承认，这一面世还不足四年的微博客服务在2009年迎来了自己的里程碑。在伊朗的抗议进行时中，美国国务院竟然向Twitter创办人发出了一个不寻常的电邮，请求其推迟固定的全球网络维修计划，因为维修期间，伊朗人将无法登入，德黑兰示威现场的讯息也无法及时传递到外部。而Twitter也听从了国务院的呼吁，将网络维修时间推迟至德黑兰的凌晨时分才进行，它承认，“我们现在成为了伊朗人的重要沟通媒介”。

这不免让人想起CNN当年的盛况：当世界上发生重大事件时，无数人守候在电视机前等待CNN的breaking news，目的是为了迅速获得从遥远的地方传来的第一手现场信息。现在，大家获取突发新闻的首选场所已经不是电视而是Twitter，不管这类新闻是“猪流感”这样的疫病，还是孟买的恐怖袭击，抑或是纽约哈德逊河上的迫降。尽管如此，众多的Twitter用户还是悲叹CNN的没落。知名的博客网站ReadWriteWeb写下了这样的标题：“亲爱的CNN，请向Twitter核实有关伊朗的消息。”它写道，“当伊朗警方与成千上万的市民在街上发生冲突几个小时之后，CNN.com的头条仍然是美国人如何困惑于电视信号从模拟向数字的转变。”

有一位Twitter用户讽刺说：“CNN需要时间谈论重要的事情，比如加州小姐的选美和帕丽斯·希尔顿和谁上床。”的确，CNN在伊朗报道中行动迟缓让人惊异，尤其是，它在Twitter上有大量的拥趸者。仅仅两个月之前，CNN的Twitter账户差一点就成为第一个追随者突破100万的账户。奥巴马在伊朗抗议活动如火如荼之际没有立刻作声，尚可给出一个很好的借口，即匆忙的表态会影响以后有关核问题的谈判，而CNN的借口在哪里呢？

CNN因1991年的海湾战争而大放异彩，但在将近20年之后，人们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即实时的、在线的、众包（crowdsourced）的媒介才是最好的跟踪时事的地方。我认识的一位英国名记者曾经怀疑历史是否能由像Twitter这样的社会性媒体书写草稿，但奇妙的是，现在是Twitter用户有胆量指责大的媒体机构在国际报道中的浅薄和漫不经心。CNN在这里是一个象征——它代表着今天被娱乐信息节目（infotainment）所占领的电视媒介的一切过错。

CNN可以不在乎Twitter用户的指责，因为关心希尔顿的私生活的观众远远超过那些关注伊朗的人。在这个意义上，说CNN失败了有些一厢情愿。而且，CNN也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让自己的收入最大化，在传统媒介面临惨淡前景的今天，这样做似乎也未可厚非。制作希尔顿的新闻毕竟比制作伊朗的新闻成本要低得多。

在更大的意义上，此种情形对CNN来说，非不为也，实不能也。20年前CNN对进入世界上某些地区享有专权，例如像中国和伊拉克，自由职业者进不去，本地报道出不来。现在那个时代是过去了。本地人已经获得了报道自身新闻的力量，不管是通过Twitter、Facebook、博客还是手机。CNN的专有进入权被极大瓦解了。

就进入权而言，CNN倒是在探访希尔顿的世界时占尽先机：事实上你无法相信公民记者可以胜任这一工作。没有一位怀着自尊的名人——除了那些业已绝望的名人——会愿意定期地和某位博客坐在一起聊聊自身的轶事和心情。这样，CNN力图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个先入优势也就丝毫不奇怪了：有关希尔顿的电视节目更受观众欢迎，也可以被更便宜地制作出来。

只是这样，作为一项国际新闻事业的CNN的确死去了。我们现在应该关心的是谁来填补CNN留下的空白。一个选择是全球之声网站（Global Voices Online），有意思的是，它的创办者之一恰好是一位前CNN记者。

在Twitter和博客上看国际新闻是一件要求高强度投入的事情；你不仅需要知道有哪些Twitter用户是你可以追随和信赖的，你还需要一直挂在网上，关注所有的标签和讨论的线索。电视则要简单和容易接受得多；况且，视频的力量还是强过文字短讯。所以，除了网络媒体，人们还是需要呼唤一个政府资助的公共电视新闻频道来取代昔日的CNN。这是BBC在伊朗的表现胜过CNN的原因。

这样的一个频道应该是24×7运转；它应该找到融合社会性媒体的办法，并尝试公民报道。它的主要价值在于其品牌而不在于其分发内容的平台；如果形势要求它在互联网而不是在电视广播上提供更多内容，那也不妨这样做。互联网应该成为其中心。其实，这些想法哪怕只有部分的实现，受众所面对的国际新闻环境都会比今天有意思得多。

（供《中国企业家》专稿，原文刊发时有删节，此为完整版）

鲍什本人化身舞者在《穆勒咖啡屋》中登场，在《春之祭》还未开始的间隙，我看到她走到剧场的最后一排坐下观看。她如往常般一身黑，长长的深色头发绑成一根马尾，狭长的圣母似的脸庞在灯光下面显得苍白。由于是在剧场，她没有在嘴里衔着烟。我想起《华尔兹舞》剧中那句抽泣微醉的名言：“再来一小杯酒，还有一根香烟。暂且不回家。”

据说，皮娜·鲍什习惯坐在剧场里最后一排观看自己的舞蹈演出。

两出舞蹈让人错愕。错愕的不是各自的诡异或极端之美，而是两者之间的鲜明对比。差别这么大的舞，怎么可能是一个人编的？《春之祭》能把恐惧注入到人的骨髓里，而在《穆勒咖啡屋》中，被爱的渴望几乎扑面而来。这就是皮娜·鲍什：她用强烈的被爱渴望对抗恐惧。

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本来是一场生殖庆典，鲍什把它变成了一回阴暗的、仪式般的两性之间的战争。舞台上覆盖着泥土，舞者似乎在用魔咒般的舞步在泥土上写字，那个最终被选来献祭的女孩跳舞至死。年轻的姑娘们战栗着，不知谁会被送给赤裸强悍的男人；一块红布象征着献祭，最后变成牺牲者的红衣。舞者恐惧、绝望、茫然，泥土很快污浊了他们的身体和脸，但在这一切之中，又掺杂着某种不可思议的吸引力。

从团体中被选出来献祭的女孩陷入暴力之中的无助感让人震惊。我坐在剧场里，甚至有些呕吐的感觉。鲍什令观众感到不舒服，这很可能正是她要的效果。我明白了早期为什么会有观众往她身上吐口水，扯她的头发，因为她强迫我们认识大多数人拒绝知道的事物。几乎可以说，凡是不愿面对自己心灵感受的人，一定会讨厌她的舞蹈。

她的舞蹈剧场与五百年来流行于世界的芭蕾传统相距真是太远了。这群舞者甚至都不像舞者，因为他们体型各异、长相不一，年龄也不相当，有些演员用标准的审美眼光来看简直可以说长得很丑，然而他们一旦舞动起来，你会发现每一个人都是训练有素的。在鲍什的舞剧中，没有光彩夺目的“明星”，也没有优雅动人的美女，然而每个舞者却都散发着一种与众不同的气味，每个舞者都是一个个人。

《春之祭》表现了人类情境的苦难、荒诞还有激情，它疯狂、令人同情，但也充满情欲与性欲。你难以想象它出自一个脆弱、不无幽灵之像的女人之手。鲍什弱不禁风的身体下面，潜伏着一种钢铁般的意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恐惧”是鲍什创作里最重要的主题，然而，它并非是那种使人瘫痪、无能的恐惧，而是可以让人有创造力的恐惧。

相对《春之祭》，我更喜欢《穆勒咖啡屋》。布景是一个和生活场景中完全一样的咖啡馆，空无客人，四处散放着老旧的桌椅。配着普赛尔的悲伤咏叹调，穿着睡袍的女主角开始跳舞，一个着皱巴巴的制服的男子不停搬开可能给她挡道的桌椅。他似乎扮演着保护女人的角色，但又避免和女人有任何接触。当女人的步调狂乱地加快时，男人也以同样的狂乱扔走桌椅，让她有空间舞动。而鲍什则以令人心碎的缓慢动作舞在舞台的最后一角。两个女人都闭着眼睛，像梦游般地舞过，鲍什的曼妙与男子的手忙脚乱形成对照，她瘦得充满了棱角的身体似乎溶化进了普赛尔的“When I am Laid in Earth”的乐曲中，把周围的人的动作的每一个细节都吸入了她的毛孔。

我在想，整个地方很像一个精神病院的餐厅。一小群病友时而暴戾、时而冷漠，女主角显然被某种无名的冲动所左右，一个看似有紧张性精神症的男子上场，两人百般努力让彼此的关系协调起来，但毫无收效。在他们展开绝望的拥抱之后，第三个男人，也许是位治疗师，冲上场试图系统地纠正他们的动作，将新模式强加在这两位舞者身上。结果，那个女人不停地从男人的怀里滑落，像口袋一样重重地倒地。在持续增强的速度之下，这个三人舞堪称神来之笔，把悲观逐渐转为哄笑。一个戴红色假发、穿高跟鞋的女人穿来穿去，像是一个不知所措的造访者，她骚动不安，满怀忧惧，又似乎不无嘲讽。最终，她也被其他人梦魇般的内心世界所感化了。

本剧的最重要的结构是不断的重复，这些重复有时会以加速度进行，如上面所说的那段三人舞，有时则又一成不变。随着重复动作的进行，这些动作所要表现的东西越来越被减损，直到出现某种滑稽的效果。这令我想起，鲍什在很早以前就一再不断地声称，她的许多舞作在那沉重的表面之下反而显得很滑稽。例如，男主角不停地把女主角撞上一堵玻璃墙，而后者也对前者施以同样的恩惠，两人的身体被反复不断地托起，摔出，动作如此暴力，致使被摔者不得不事先伸出四肢以减少撞墙的疼痛。幽默与痛苦在此不可思议地搅在一起。

看到这里，即使是傻子也能看出，鲍什想表现的是对爱与亲密感的寻觅，分离的痛苦，两性之间的难舍难分与紧张绝望。《穆勒咖啡屋》根本是在说：男人与女人彼此寻觅，但却无法真正相处——这里有“突变为粗暴与野蛮的温柔，夹杂着孤独、暴力和压制的爱情，狂野的性交却羞于找寻伴侣，害怕孤独、但更怕过于亲近和亲密的关系”（《皮娜·鲍什：为对抗恐惧而舞蹈》）。舞台上的人无一不是似乎还没有开始过生活就被生活过完了，当男主角和女主角急速冲去墙边，彼此往墙壁投去时，在舞台后端的鲍什则在一个旋转门里旋转，宛如一只仓鼠在转圈圈。

这是一部让没有心理准备的人在看完后会做噩梦的舞蹈，因为它直击人的下意识。德国舞蹈评论家曼纽尔·布拉戈准确地把鲍什的舞蹈哲学概括为“对灵魂的诠释与两性战争的描划”。像《穆勒咖啡屋》这样的作品严重依赖于观众为其赋予的意义，如果观众不把自己的体验与舞台上的表演相比较和相联系，那么就可以说这出舞蹈是没有完成的。对我而言，《穆勒咖啡屋》就是我观舞时所想到的一切，既不多点，也不少点。

作为德国工业城市Solingen的一家咖啡馆老板的小女儿，《穆勒咖啡屋》其实充满了鲍什对童年的回忆。“当咖啡馆老板家的孩子很无趣，经常很孤单，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我时常在十二点甚至一点都还没上床睡觉，或坐在咖啡馆里的桌子下面，……我父母从来没时间好好照顾我。”

鲍什在咖啡馆里看到了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神秘、揪心、充满情欲的关系。“那是一家社区咖啡馆，不是什么高雅的地方，”鲍什说，“然而它却是生活的发生之所，男男女女们在那里相爱和搏斗。”生活本身被鲍什演绎成了舞蹈，它好玩有趣，充满感性的愉快，同时也暗藏惊恐的美感。

在《穆勒咖啡屋》中，爱与恨整个纠缠，控制与屈服被检阅。这是我们时代的故事吗？很可能是的。是哪个心理学家说过，悲观主义者对世界的看法或许更接近真实？

马克·吐温的《密西西比河上》写道：“当我想玩耍嬉戏时，我就用地球的经线和纬线织成一面大网，拖曳过大西洋，以便打捞鲸鱼。”作家的雄伟想象让我们感受到这些经纬线统治世界的权威：不管它们下面的世界格局如何变化，这些经纬线却纹丝不动。

每个稍有普通地理知识的人都知道，纬线是一系列环绕地球表面的同心圈，从赤道到两极，这些圈的半径逐渐变小；而经线是通过两极的一些大小一样的大圆，它们交于地球的两个极点。经纬线构成了我们所居住的这个星球的刻度，可是，经线与纬线之间有着真正核心的差异。

纬度由自然规律决定，确定纬度就和孩子们做游戏一样简单：任何一个称职的水手都可以根据白昼的长度、太阳或者地平线上人们熟悉的恒星的高度测出纬度。相比之下，确定经度，尤其是在海上，却是18世纪最让人恼火的科学难题，这一问题曾使一些人类历史上最聪明的人都束手无策。伽利略、卡西尼、惠更斯、牛顿和哈雷等天文学家全部试图求助于月亮和星星以解决经度问题。为了通过天文观测测定经度，巴黎、伦敦和柏林都建起了规模宏大的天文台。

为什么经度的测定如此重要？因为它对航海者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即使是最好的水手，一旦见不到陆地，也会迷失他们的方向。再伟大的船长也逃脱不了这种厄运，从伽马到巴尔沃亚，从麦哲伦到德雷克爵士，他们所到达的“目的地”都由不得他们的意愿，更多的只能归因于上帝的庇佑。一旦陆地从地平线消失，海员们只能自始至终摸索前进，船只由于失去经度而失事的事件大量发生。在海员们能测定经度之前，历史一页又一页地记载着航海中的死亡故事。

除了船体触礁，由于不知道经度，长途航行的时间变得更长，也会夺去海员的生命。例如，海员们会因长期缺乏新鲜蔬菜和水果而感染坏血症；或者，航船找不到有淡水的岛屿，在抵达陆地之前船员焦渴而死。这种种悲惨状况令英国著名的日记作者、曾在皇家海军担任文官的塞缪尔·佩皮斯写道：“在航行中没有出现更多的惨祸和不幸，纯属侥幸，全靠上帝的恩典、运气，还有大海的广阔。毕竟，不触礁的可能性比触礁的可能性大。”

经度不仅事关成千上万海员的生命。在地理大发现时代，欧洲各国漂在海上的财富日见其多，在不明经度的情况下，经济上也受到了巨大影响。由于只能根据纬度进行导航，远洋船只汇聚在几条窄窄的安全航道上航行，捕鲸船、商船、战舰以及海盗船在交通紧张的航线上挤作一团，彼此之间还进行掠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欧洲列国的君主们都曾在经度的故事里扮演角色，著名的有英国的乔治三世和法国的路易十四。据说，法王路易十四在依据精确的经度测量而修订的地图前面曾抱怨说，他输给他的天文学家的领土比输给他的敌人的还要多。

由于经度问题的关键性，1714年，英国政府悬赏2万英镑（相当于今天的数百万美元）征求测定经度的实用可行的方法，应者如云，无数江湖术士都言之凿凿地提出许多眩人的建议，以至于“经度的测定”一词很快成为“努力做不可能做成的事”的代名词。在《格列佛游记》中，有人让好船长格列佛把自己想象成长生不老的人，他于是期望能有缘目睹彗星的回归、汹涌的大河变成小溪和“经度的测定、永动机、万能药及其他美妙绝伦的发明”。谁也没有想到，最终的折桂者是约克郡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无名钟表匠约翰·哈里森（John Harrison）。出身低微但智力超群的哈里森独树一帜，大胆地想象用机械方法解决问题――即通过精确的计时装置，把真实的时间从船出发的港口带到世界上任何一个遥远的角落。

这种方法背后的逻辑是，经度的测量与时间相关。在海上确定经度，一个人在同一时间里，不但要知道船上的时间，而且还要知道出发的港口或已知经度的其他地点的时间，两下里的钟表时间可以让导航员将时间的差异换算成地理的差距。因为地球在24小时内自传一周360度，每小时可以转1/24圈即15度，船只与目标地点的每一小时时差，就表示了该船或东或西航行了15度的经度距离。

哈里森完成了恐怕连牛顿都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他发明航海时计（chronometer）的传奇历程，在戴瓦·索贝尔（Dava Sobel）的《经度》一书中有着引人入胜的描写。一些史学家认为，哈里森的工作加速了英国对海洋的控制，并因此成就了大英帝国的霸业。

哪里能够买到最酷的T恤？

杰夫·豪（Jeff Howe）2006年6月在《连线》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首次提出“众包”一词，宣告了一个新的商业模式的诞生——开始是外包（outsourcing），然后是开源（open-sourcing），现在则是众包（crowdsourcing）。众包指的是把传统上由内部员工或外部承包商所做的工作外包给一个大型的、没有清晰界限的群体去做。这种工作可以是开发一项新技术，完成一个设计任务，改善一个算法，或者是对海量数据进行分析，等等。

这个说法是崭新的，但相似的做法其实早在18世纪就存在了。读者已经知道，如上所述，英国政府曾经通过公开悬赏求解经度问题。这说明，人类很早就懂得集思广益的道理，认识到通过集中群体的智慧、广泛吸收有益的意见，可以破除障碍、成就不凡。集，集中也；广，扩大也。泰山不择其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渊，众包背后的哲学我们并不陌生。

然而，在缺乏工具和手段的年代，“集”和“广”的过程却是艰难而痛苦的。使众包的做法达到新高度、以至于成为一种新的商业模式的因素是互联网的出现，它使面向大众寻求商业智慧和灵感成为可能。

2007年春天，有线电视台Current TV开始介入广告创意，鼓励用户应征完成广告。这家电视台的大部分节目都来自于用户自生产内容。它建立了一个社交网络，观众可以创作并上传5分钟的短片，张贴对其他观众作品的意见，并投票选择哪些片子应该播映。欧莱雅的一个华丽的形象广告“有信心找到属于自己的色彩”就来自于其中一个观众的创意，只付给了广告创意者1000美元。而如果欧莱雅自己来制作，则需要花费164200美元。

这样的故事还有许许多多：著名的格蒂图片社（Getty Images）花了5000万美金收购iStockphoto网站, 该网站有超过23000名摄影爱好者上传他们的摄影作品，颠覆了库存图片的传统；Threadless.com印制并销售由该网站用户设计的T恤衫；John Fluevog开源鞋类网站请爱好者们提交新款鞋的设计并对设计作品进行评选；Ducati 摩托车的客户可以通过公司网站设计新型摩托车；乐高公司推出了“乐高工厂”（LEGO Factory）的新概念，允许用户下载一个三维的乐高玩具组装软件，设计自己的模型，然后再将设计图上传到乐高网站 legoshop.com 并进行购买。

这里尤其值得多赘几笔的是在线T恤衫厂商Threadless.com。Threadless是由杰克•尼克尔（Jake Nickell）和雅各布•德哈特（Jacob DeHart） 于2000年创办的，他们都是芝加哥在线社区Dreamless的积极参与者，这里云集了众多服装设计师。杰克•尼克尔赢得了Dreamless发起的T恤衫设计大赛，于是萌发了建立一个T恤衫设计社区的念头。Dreamless的组织者都承认，社区收到的T恤衫设计方案之多，品质之高，令他们惊叹。Threadless就是要为那些崭露头角的设计师提供展示设计灵感的平台，同时帮助他们克服自身缺陷。

无论是专业设计师还是业余爱好者，都可以为新T恤衫提交设计想法，社区对这些设计和顾客购买意愿进行投票调查（通常用0到5进行打分）。通过这个信息平台，Threadless每周都能为其中一个产品挑选出6~10个新设计方案。胜出者会收到总价值2500美元的现金和奖品，更关键的是，其设计才能得到大家的公认，每一件T恤衫的标签上都印有设计者的名字，社区成员还可以穿上获胜的T恤衫拍照片，并将其列入在线产品名单。成员也可以对这些作品提出批评和建议，并反馈给设计者。

Threadless已经成为商业和社区模式双赢的典范。2006年，该公司的T恤衫销售量多达1500多万件，顾客遍及全球，成员超过了60万名。Threadless每周都能收到800多个新的设计方案，每天有超过1000名新注册用户来进行设计和艺术方面的讨论，并根据设计方案所激发的灵感，提交配套的音乐和视频。这一切都不依赖于传统的广告宣传和促销，也不借助大型零售商在全世界的门店来进行销售。

这是一种了不起的商业模式：Threadless让它的顾客来进行设计，自己选择生产线，确定产量，并负责市场推广、促销以及销售工作。生产当然是外包的，Threadless需要做的仅仅是维护网站而已。这意味着零市场风险和负的运营成本。客户社区承担了创新、新产品开发、销售预测和市场营销等核心功能。

社区比公司更有效

毋需什么高深的理论解释，集思广益生产出来的产品已经超越了世界顶尖公司创造出的最好的产品。“众包”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世界100强公司的商业模式，比如宝洁公司要求下属的每个部门有一半的业务或是服务的创新一定要来自外部，而不再产生于内部；比如IBM投入十亿美金开发“众包”，因为它发现，从Linux操作系统到Apache 服务器软件到火狐浏览器，信息经济的大部分基础建设都是由自发组织起来的志愿者队伍建立的。

曾经一度，与外界绝缘的公司认为自己拥有所有的答案。宝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如此，它把自己视为创新的先导者，在一个多世纪中引领了消费品产业。然而，它的创新成功率——用已有多少新产品实现了财务目标来衡量——只有15-20%。宝洁认识到，过去变化缓慢的市场鼓励企业以内部为导向，实行纵向一体化，但在今天，地理界限的消失，竞争界桩的倒塌，全球范围内的成本压力，都逼使企业走向开放。现在宝洁致力于同任何人在任何时间和地点展开协作。

在众包的情况下，今天的组织要从纯粹的等级体系演变为网络化的体系。后工业时代的组织模式是一种跨越传统商业界限的虚拟网络组织模式。我们这里所说的网络并不是指技术层面的网络，而是指企业价值链上下游之间的网络和社会关系的网络。这种网络存在一种历史的演进。

罗纳德·科斯认为，企业的存在是为了实现市场交易的经济性。根据这种观点，效率是设立公司的主要动机。然而，随着协作技术系统地降低企业内外的互动成本，企业存在的根本原因也在改变。

企业在网络上的第一步演进是，逐渐走到外部产生价值。也就是说，要跨出组织的传统界限，与其他公司的专业化能力对接，以加强自己的产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网络的第二步演进是今天特别汹涌的所谓Web 2.0的浪潮，即通过社会性技术，使得社会网络中的个人能够自由地合作。这些社会性技术同消费者的高度互动相关，在此情况下企业必须为自己创设新的角色、学习新的运营方式，否则将无法生存。

有许多公司想采纳众包的新型商业模式，但它们容易犯下的错误是，急于建立消费者社区，而不去仔细考虑自己到底要什么，计划如何去做。因此“大众”很容易提交一些低水平的方案。如何在泥沙俱下的情况下筛选出智慧？以下的做法非常关键：

聚焦：Current TV明确规定，观众创造广告内容的目标是在网上以及有线电视网上播映新的广告。这种方式使欧莱雅或者索尼等公司可以在观众所创造的广告中挖掘新鲜的创意。

做出正确的筛选：2007年7月，IBM公司发起即兴创新的头脑风暴活动，为的是开发员工及其家属和客户的群体智慧，从而拓展创新领域。IBM 确定了四大主题，为每一主题提供交互式的背景信息，利用主持者使谈话不偏离主题。最终，公司收集了37000 个创意，由员工对这些创意进行筛选。有140000人在网上参与了第一阶段的创意，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彭明盛参与最终的评选，并计划拿出1亿美元用在有前景的创意上。

选择合适的人群：在YouTube等新型社会网络中，只有1％的用户是活跃的内容创造者，另有10％的用户和内容互动并且做出改变，剩下89％的用户都是被动的观察者。聪明的企业要学会把最有潜力解决商业难题的人集中起来。InnoCentive是一个社会网络，在那里，宝洁和波音等公司能够花高价张贴它们无法在企业内部解决的棘手问题。InnoCentive依靠一群具有高超专业技能的天才科学家，并在大学里征募年轻而聪明的人才（这个网站与中国25所大学签订了协议），这些人能够为企业带来很好的创意。

把社区建成社交网络：金钱可以激发人们的参与，但成功的众包依靠点燃大家的激情。Cambrian House是迈克尔·斯考斯基（Michael Sikorsky）创建的一家软件公司，完全依靠众包运行。每个贡献创意的人都收到专利权的点数，享有产品中的权益，最终获得兑现。价值中国网（www.chinavalue.net）是中国一家领先的财经博客服务商，自2005年起，将网站50%的股份赠送给网站全体注册用户，用户按照发表文章数量、访问量等“论功行权”，动态分配。2008年，各位股东根据所持价值中国网股票，获得网站分红。网站创始人兼CEO林永青先生说:“博客变股东，全世界都没有这样的模式，互联网提供了这种可能，不是所有业务都可以这么做的。”斯考斯基说：“人们长期投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彼此建立了友谊，正如在eBay，买方和卖方彼此讨价还价，进行评论，这些互动培育了信任，使人们在社区中保持活跃的状态。”

众包揭示了一个关于人类的基本真理——社区比公司更能有效地组织起工作者，一个工作的最好人选是最想做这个工作的人。有热情、快乐工作的人构成了我们这个世界的经纬，而众包就是要利用群体的智慧，创造出人人受益的美丽事物。

必须指出，众包并不仅仅意味着为众人，它也意味着为个人。17世纪的法国哲人蒙田曾写到，“世界上没有两个人的意见完全相同，正如两根头发，两个谷粒都不尽相同。差异性是他们最普遍的特性。”蒙田的意思是，我们唯一的共同之处就是我们全然不同。在网络时代，这是件很棒的事。在哈里森的故事中，一个决定霸权兴衰的科学之谜经由个人之手被解开，再次提醒人们个人在历史中的奇妙作用；而今天，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新工具和新联系，个人的作用达到了从未有过的新高峰。

展江、单光鼐、于建嵘、胡泳谈石首事件：政府如何面对“麦克风时代”

人民网舆情频道·舆情会商室

http://yq.people.com.cn/Forum/

（网友）请问胡泳先生，您认为“人民时评”里提到的“麦克风时代”（网络时代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信息渠道，都可能成为意见表达的主体。有个形象的比喻，就是每个人面前都有一个麦克风）已经来到了吗？这样一来，那些被称为“意见领袖”的精英人士还有活路吗？  (star 09-6-24 20:30:20)

(嘉宾)曾经一度在中国，每个村头，每条街道，每个车间，每个人头攒动的犄角旮旯，都会树立着一个个高高在上的“大喇叭”。“大喇叭”的那头连着官府衙，这头对着你我他。“喇叭”是中国媒介史的重要隐喻——它几乎依照政府的行政网络层层蔓延分布，其最根本的功能在于向我们“喊话”。  (胡泳 09-6-24 20:34:58)

(嘉宾)然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得一个诡异的局面出现，那就是，当一些人还在“煞有介事”的拿“大喇叭”喊话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有了“小喇叭”。一瞬间，前所未有的兴奋激荡全身，人们举起形色各异，长短不一的“小喇叭”，谈论家长里短，评说声色犬马，非议朝政，臧否人物，千军万马，千言万语，但就是再也汇不成一句话。这是一个新的时代，它的核心特征就是我所称的“众声喧哗”。在这个时代，所有以前处于传播中心的人士必须适应“去中心化”的信息流动，不论这些人士是政府官员还是形形色色的各类精英。  (胡泳 09-6-24 20:36:31)

（网友）请问嘉宾们，怎样看待已经来临的麦克风时代，或是麦克风效应？  (crest 09-6-24 20:40:00)

(嘉宾)在网络时代，人人可以用手机拍下新闻的时代，人人可以使用微博客进行现场直播的时代，官方及其媒体承受的挑战是空前的。首先是他们介入事件的时机不容滞后，在非典时期媒体报道与网络传言之间的“时间差”（广州长达40余天，北京长达近30天）已不可重演；其次，他们介入的姿态也无法一味保持高压、扭曲、遮蔽等方式，而是应该抛弃由官方独家掌控信息的意识和行为，学会让多双眼睛观察，让多种声音说话，让民众在多种信息中进行分析判断，得出自己的结论。  (胡泳 09-6-24 20:47:07)

天涯网友“zawy1123”：请问专家：面对麦克风时代，中国是否有可能开放报禁？或者在一定幅度放开，给与传统媒体更独立，更强大的监督权？通过传统媒体比较权威的报道，来抵消网络人人都可真相的麦克风效应，这样是否可以更有效避免此类事件发生？谢谢！  (专业五毛 09-6-24 20:38:21)

(嘉宾)政府应该逐渐意识到，官方媒体还是要尽可能地起一个主要媒体渠道的作用，让人们能够了解到更多信息。这就是为什么在瓮安事件之后，新华社几乎是立即对骚乱进行了报道，这与以往在类似事件发生数日后才予以披露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瓮安当地官员在骚乱发生不到两天后就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就此事给出他们的解释。相反，这次石首弄出“演习“新闻，成为新闻史上的一个奇观，这只会让民众更加愤怒和不耻。  (胡泳 09-6-24 20:44:00)

(主持人)过去政府部门只需要影响和把握住党报、国营电视台的宣传口径，就可以迅速统一群众思想。如今在Web2.0时代，每个人都可能获得补充的信息渠道，都可能成为意见表达的主体。有个形象的比喻，好比每个人面前都有一个麦克风。以石首事件为例，在事发后的约80个小时内，百度贴吧的“石首吧”中出现了近 500个与此案有关的主帖；在用手机发布和浏览信息的“微博客”网站饭否网上，仅一名网友“实时直播”的石首事件消息约140条；在一些播客网站，出现了不止一段网友用手机拍摄的酒店起火和警民冲突的视频。在当今信息传播和意见表达呈现多渠道、互动性的新情况下，您建议政府如何做好信息发布，及时和恰当地回答公众对公共事务特别是突发事件的关切？  (祝华新 09-6-24 20:40:46)

(嘉宾)政府要明白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传播内容的变化，博客使文字的自我出版成为可能，图片和视频分享网站使图像的自我出版成为可能，政府无法垄断信息源了；二是传播渠道的变化，信息的抓取、推送和聚合都在一系列社会性工具的发明和应用之下成为可能，政府也无法再行主导信息的流向。在源和流两方面，政府的控制力度都在减弱。正是这样，“不明真相的群众”才不容易受单一信息的遮蔽，能够做出更符合自己实际利益的判断。  (胡泳 09-6-24 20:58:11)

（网友）请问各位老师，在现有情况下，媒体究竟能做些什么？——呵呵，其实也是一个媒体如何在自保前提下突破的问题。似乎是个技术操作问题  (萧锐 09-6-24 20:57:40)

(嘉宾)一个现实是，网络跟传统媒体的讨论议题力度和热度相隔甚远。在网络沉迷时间越长，越是不知如何回到传统媒体的“现实”语境中说话；在传统媒体中耽搁越久，越是不知怎样对层出不穷的事件提出和保持鲜明的立场。好的媒体，我以为，就是要致力于肩负拉近这个鸿沟的责任  (胡泳 09-6-24 21:04:16)

对了，再问一个问题：各位老师如何看待前段时间网易的【该评论已关闭】事件呢？呵呵  (萧锐 09-6-24 21:03:57)

(嘉宾)它就是我所说的传统媒体与网络间的“鸿沟”的存在证明。  (胡泳 09-6-24 21:06:21)

（网友）王怡的博客曾有句话，我们的麦克风，别人的窃听器。不知道展老师和于老师怎么看？  (萧锐 09-6-24 20:46:19)

(嘉宾)一方面是政府信息公开，一方面是一些地方势力随意截取公民私人信息，并且对举报进行打压，寻找各种借口压制和报复，最近这种事情太多了。但是我们都能找到法律依据说明他们违法，至于能不能将他们告上法庭，还得靠大家的努力，特别需要律师的帮助。  (展江 09-6-24 20:50:48)

(嘉宾)现在的信息时代已经给我们民众多种表达的机会，特别是博客的兴起，使我们能够比较自由的把我们的语言变成一种公共的话题，也要看到，虽然我们有表达的机会，但是每一种语言表达的效果还是不一样的。总的而言，主流的媒体和主流的话语权还是在执政者手里，所以，执政者应该有能力主导社会舆论。现在的问题是这种主导往往是不能体现民意，而是受到民众的质疑，面对民众的质疑执政者应该有一种检讨自我的心态，而不应该采取控制、压制的办法。  (于建嵘 09-6-24 20:52:12)

(主持人)这些年不少部门和地方政府很重视互联网，迄今政府用力最深的是Web1.0，即掌握了门户网站的新闻发布和宣传口径，最大限度地杜绝杂音，但在 Web2.0，即与网民互动方面，包括新闻跟帖、BBS、博客、QQ群，特别是微博客方面，政府经常成为被质疑、被批评、被嘲讽的角色。政府上网如何从 Web1.0走向Web2.0？如何从你说我听，走向你问我答，政府答疑可以成功为公众解惑、消除不满？  (祝华新 09-6-24 20:56:03)

(嘉宾)政府要首先从“绿坝”思维转向开放思维。尤其不能觉得到处都是敌人。  (胡泳 09-6-24 21:11:23)

（网友）有专家指出，近两年来的群体泄愤事件，通常发生在矛盾最容易激化、人群最容易聚合的县城而非乡下。大喇叭时代结束了，市民们正在迎接麦克风时代。而农村呢，农村的矛盾为什么不能在最基层化解偏偏要闹到县城呢，是因为农民被麦克风时代遗忘了吗？还是基层被农民遗忘了？  (nkrushmore 09-6-24 20:57:16) 0字 (4/1)

(嘉宾)问得好。我们的农民兄弟最可怜，“绿坝”都是他们首先装。  (胡泳 09-6-24 21:13:30)

（网友）请问嘉宾，最近几次群体事件引到作用的往往都是网络，这会不会造成政府对网络的监管越来越严，让网络也变成哑巴吃黄连?  (crest 09-6-24 21:00:07)

(嘉宾)相信官员们会有不同看法，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明白，Web2.0时代信息如何能封锁？所以会有博弈，会有反复，但是长期压制是不可能的。  (展江 09-6-24 21:02:06)

与邓玉娇事件的不同

（网友）请嘉宾们谈谈此次石首事件与以往的邓玉娇等等事件，有哪些不同?  (crest 09-6-24 20:57:15)

(嘉宾)实事求是地说，邓玉娇事件中，本地的恩施电视台和外地的很多媒体还是做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报道的，而且北京来的律师也能够与邓玉娇和她的母亲长谈，这显示了媒体的作用和法制的力量，尽管后来受到限制，还有记者被打，但是初期披露的基本事实让全国关心这一案件的人有了比较一致的判断。再看石首事件，国内民众一开始恐怕多数是不知道的，等到事态有利于地方政府才发布信息，互联网上已经炸了窝，所以一个是信息部分开放，一个是信息全面封锁，尽管封锁不住，但是两个地方的政府，做法是有差别的。  (展江 09-6-24 21:06:58)

政府的公信力与执行力

(主持人)能不能说，在政府信息透明度背后，是政府公信力问题。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总结瓮安事件教训时说，瓮安事件发生之初，网上有许多谣言，群众也认为官方是自圆其说。比如传说死去女生的男同学是干部子弟，事后证明传闻失实；还传说死者叔叔被警察打了，事后查明确有其事。在不少群体性事件中，一些传闻真伪混杂，莫衷一是，为什么当事人亲属和公众往往不相信警方的专业判断，甚至怀疑政府在掩饰真相呢？一些基层政府的公信力为什么会发生如此严重的流失？您认为如何才能有效修复政府和司法的公信力？  (祝华新 09-6-24 21:02:56)

(嘉宾)我的一个朋友说得好：常有人说管制者愚蠢，从他们的决策和行动来看的确如此——比如绿坝，比如新华社报道“石首消防演习”——可以无限列举下去，但实际上这是有原因的。一种解读是，这也仍然是因为管制者和被管制者之间拥有的资源和实力实在太不成比例了的缘故。超强的一方从来不需要考虑什么战略战术的智慧，强者的傲慢是：我就吃定你了。你能怎样？！于是在被管制者们每天感受的无力，屈辱，顺从和荒谬中，草泥马出现了。  (胡泳 09-6-24 21:19:06)

(主持人)除了信息透明这一条，石宗源书记谈到瓮安事件时，还强调主要领导干部第一时间到群众中间倾听群众呼声，并借助舆论监督、启动干部问责制，才能平息事态。从近来湖北和其他地方发生的一些突发事件看，基层政府有时只顾堵塞留言以稳定人心，却疏于也不敢大胆启动舆论监督和干部问责，有时只让警察出面，主要领导干部却不能果断走进“不明真相”的群众中间做思想工作，以政府的公信力去震慑少数“不法分子”。在您看来，我们的基层政府在危机管理方面，还有哪些工作需要加强？

(嘉宾)政府需要深刻地认识到，百姓对人生的价值、尊严和安全的追求，超出了过去对温饱的追求。  (胡泳 09-6-24 21:21:17)

(主持人)在酒店发生大火后，石首警方恢复社会秩序的努力，受到民众的强力阻拦，街头筑起了路障，这在各地群体性事件中是极其罕见的，令人忧虑。有人担心，如果警方无力和缺少权威，来强力维护社会秩序，社会稳定就得不到有效保障。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如何避免政府和司法的执行力滑坡？  (祝华新 09-6-24 21:13:36)

(嘉宾)警察的权威来源于民众对国家权力的认同，这种认同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种自愿的服从。现在，由于民众对分配不公、司法不公等等社会不公平、不公正现象的不满，会在某些事情中间表现为对警察权威的不认同，甚至抵抗。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特别是要改变现在地方政府或官员为了某些利益乱用警力的情况，要让警察成为维护社会公平、公正的中坚力量，而不是为某些官员或富人看家护院的武装力量。只有这样，就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自然而然就有了必要的权威。  (于建嵘 09-6-24 21:19:20)

裂缝与切割

(主持人)预定的时间快到了，咱们抓紧。从石首街头的暴力行为看，除了要求命案真相，官民之间缺乏互信，基层社会似乎还存在某种戾气，也就是于建嵘教授常说的泄愤型冲突。您建议从行政、法制、意见表达、社会协商沟通等方面，如何有效地化解戾气，减少政府和民众之间、社会各阶层之间的隔阂，促进社会和谐，促进国家的政治共识？  (祝华新 09-6-24 21:15:07) 0字 (7/2)

(嘉宾)我想仅从网络社会建设的角度谈一点看法。全能型政府孕育暴民型网民，服务型政府培养责任型网民。共建和谐网络社会，离不开利益相关方——包括政府、网民、企业、社会——的共同参与；需要在多方利益博弈中，共同制订游戏规则，共同遵守游戏规则。任何单边主义——无论是政府的全能主义，还是网络暴民的行为——都是不可取的。  (胡泳 09-6-24 21:27:07)

胡泳老师您好，请问您，类似石首事件，地方政府即使在事后纠正了错误，但是造成的影响已经难以弥补。您觉得此次石首事件将在哪些方面产生严重的裂缝？  (水娃 09-6-24 21:21:00)

(嘉宾)最严重的裂缝，一是地方吏治的极度恶化，二是官民对立的权力冲突已经转换为善恶对立的道德冲突。这是非常可怕的  (胡泳 09-6-24 21:24:16)

(主持人)谈到群体性事件牵扯出的干部问责问题，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顾虑：问责了某些官员，会不会影响政府的威信、破坏社会稳定？实际上，基层部门和个别官员有时也有意识地用“维稳”甚至维护党的执政合法性来要挟中央，为其执政阙失或罪错而“背书”。前不久的巴东邓玉娇案似乎是一个突破，在媒体和网民的舆论压力下，政府果断与基层某些无良官员（股级）果断“切割”。在您看来，“切割”能不能成为政府危机管理的一项基本战术，不能为了袒护少数人和小集团的利益，伤害党和政府的崇高威望？  (祝华新 09-6-24 21:12:38)

(嘉宾)最近若干年里，中央实行重大责任事故负责制，一旦出现公共事故，当地领导人就很可能被撤职。其结果一方面促进当地领导人去防止公共事故的发生，但另一方面也促使他们在发生公共事故时，第一反应就是如何封锁事故的传播，争取时间和空间去自己处理、自我消化。在地方政府不需向民众负责、而是向上级负责的政治传统下，官员被激励去选择封锁消息。民间将此称做“惟上不惟下，瞒外不瞒内”。一旦瞒不住了，内部无法消化了，地方政府就会转而把社会运动说成是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甚至具有“反党反政府”的性质，这样政治上的“上纲上线”在构陷群众的同时，可以把上级党委、政府也绑架进来，从而掩盖地方吏治的极度恶化和自身的严重失职。所以，我是赞成“切割”的。  (胡泳 09-6-24 21:29:43)

展江、单光鼐、于建嵘、胡泳谈石首事件：政府如何面对“麦克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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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应当说，官民沟通渠道不畅是诸多社会泄愤事件的原因之一，也是影响稳定和谐的火种。最新一期《半月谈》杂志报道，近期五花八门的“非正常息访”不断涌现，尤其是“花钱买稳定”成了较为普遍的选择。特别是在敏感时期，人盯人、陪吃喝、塞“红包”、免费旅游……用在上访户身上的手段可谓花样翻新；软的不好使，就来硬的，进行截访，或办“学习班”限制自由，等等。当然，跟石首事件相比，这些息访的伎俩是小巫见大巫了，可危害同样不可低估。信访不成，就群体泄愤，或在网上或在政府前。请问诸位嘉宾，你们怎么看待突发事件前地方政府对信访这条已经不畅通的渠道的运用？  (梦见伍仟捌 09-6-24 20:35:13)

(嘉宾)信访制度是一个有比较大缺陷的制度，这个制度的设计和运行都是以压力体制为背景的，它解决问题的动力主要来源于上级的批示和问责，它在运行中形成了中央、地方和信访人多方的博弈，这种博弈虽然能解决某些信访人的问题，但是更多的案件以信访人受到更大的损害为结局。对社会而言，它会增加社会的不满度，使民众对国家体制的信赖产生怀疑，因为假如各种诉求不能在法律的框架内解决，而依靠信访的方式，以某些领导人的意志来解决，就必然使这个利益诉求缺乏法定的预期。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批评这个制度，希望通过建立独立的司法体系来树立司法的权威，以化解民众的冲突。  (于建嵘 09-6-24 20:42:46)

（网友）于建嵘先生您好，您认为中国的信访制度在化解社会矛盾上起到了多大作用，还需要做哪些改进？  (聪辩先生 09-6-24 20:58:31)

(嘉宾)信访制度能解决化解一些社会矛盾，特别是在为平反各种因政治运动带来的冤假错案做过一些贡献。但是，现在的问题主要是利益冲突，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间形成的各种利益纠纷，对待这些问题，依靠上级领导批示，或者所谓的责任追究来进行解决是有很大困难的。所以，现在的信访问题非常突出，某些问题甚至是因信访而带来的问题，比如，在信访的过程中间被拘留、被劳教等等。

另一方面，信访制度的存在会削弱国家的司法权威，使纠纷没有一个最终的具有权威性的裁判，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要进行彻底的改革。我总的思路是改变目前的压力体制，弱化信访的权利救济功能，进行司法改革，树立司法权威，让司法真正成为解决民众利益诉求的主要方式。同时，需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让人民代表，特别是基层的人民代表，能够承担起调解社会纠纷，监督一府两院的重任。  (于建嵘 09-6-24 21:12:00)

县政改革

（网友）请问于老师：一边是群体性事件屡屡发生，一边是政府的应急方案层出不穷，但政府的能力却不见提高，您如何评价政府处理群体性事件的幼稚病？  (燕麦王 09-6-24 20:46:23)

（嘉宾）政府处理群体性事件的不当行为是客观存在的，这其中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地方政府不能正确地对待民众的诉求；不能够客观地评价民众的社会不满情绪；不能够采取有效的措施化解各种纠纷案件。如果要进一步追究，与我们压力性的政治体制密切相关，我们的地方政府不需要对民众负责，只需要对上级负责，这样的政府，这样的官员，怎么能够很好地治理好各个地方。一旦发生问题，他们首先想到的是上级怎么看？对自己的前途有什么影响？想尽一切办法做的就压制各种信息的外泄，或者对有经常诉求的民众进行打击。最近几年发生的问题都充分说明这一点。要提高他们的处理群体性事件的能力，首先要改变目前官员对上负责、对下不理的这种状况。为此，需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要进行县一级政权的改革。(于建嵘 09-6-24 21:02:05)

领导干部的担当精神哪里去了？

请问嘉宾，几十年了，为什么一出事，政府总是喜欢指责少数不法分子煽动别有用心的大多数群众，却几乎从来没有承认过是政府自己做事不到位、不恰当呢？  (清风朗月 09-6-24 20:47:51)

.(嘉宾)领导干部遇事要敢于担当，在群体性事件中领导干部要走在前面，听取群众意见，做群众工作。我考察过万州事件、汉源事件、池州事件、东阳事件、广安事件、大足事件、永州事件、瓮安事件等群体性事件现场，亲身体验到事发地各层级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和水平。有不少场面，至今想起，依然觉得感动。如万州事件发生时，群众把区政府包围了，在家的区委负责人，除了在北京学习的外，几乎都到场了。他们向老百姓喊话，言语恳切。有的负责人喊话说：“万州的父老乡亲们，我是***，我来这个地方时间不长，我希望把万州搞好，发展经济，搞好人民生活。出现这样的事情，我感到很不安，向大家表示歉意！”目前看来，万州可能是群体性事件发生后，唯一没有主要领导干部被撤职的一起。  (单光鼐 09-6-25 9:06:47)

(嘉宾)当初处理汉源事件时，四川市委书记张学忠亲赴现场，而且询问汉源地方官员，当地哪里群众意见最大。当地官员说是大树乡，张学忠当即说：“走！我们去！”结果，张书记到了大树乡，待了一个晚上，大家围着省委书记反映各种问题，张学忠耐心地听取了乡亲们的各种意见，带着农村基层存在的各种问题的反馈和思考，深夜冒雨坐着农用车，离开大树乡，回到成都。  (单光鼐 09-6-25 9:07:02)

(嘉宾)去年的瓮安事件，前期基层政府把板子完全打在群众这边，简单地指责是瓮安“黑恶势力”导致局面失控。事态稍息，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瓮安县城访问普通居民家庭，召开各种会议，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实事求是了解瓮安社会治安、官民关系等真实情况，检讨政府工作的失误，多次给当地民众鞠躬道歉。在此基础上“华丽地转身”，启动问责制，追究县公安局长、县委书记、县长的责任，在相当程度上挽回了民心，重塑政府形象。现在看来，贵州省委处理瓮安事件很有章法、很有水平。石宗源书记曾经总结说：瓮安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是主要领导干部没有在第一时间到群众中间倾听群众呼声。一些干部工作不作为、不到位，一出事，就把公安机关推上第一线，群众意见很大，不但导致干群关系紧张，而且促使警民关系紧张。  (单光鼐 09-6-25 9:07:14)

.(嘉宾)再比如重庆出租车罢运，薄熙来作为一名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市委书记，第一次走进“闹事”群众中间，与出租车司机展开协商对话，表现出党的领导干部可贵的胆识和负责任的精神。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池州事件中，老百姓烧了派出所和警车，抢了超市，因为怀疑超市老板跟打人者是一伙的。事发时，市委书记何闽旭（当时已经被任命为副省长）没有到场，四处寻找不见其人。事后查明他是跟情妇跑到九华山去了，在温柔乡里逍遥。陇南事件中，王义书记也是躲避群众不见，不敢与群众见面。  (单光鼐 09-6-25 9:07:34)

(嘉宾)这次石首事件，在长达80个小时中，没有见到当地主要负责人出面，看不见他们的身影，听不见他们的声音。事件拖宕这么久，不能说跟他们不能勇于任事没关系。我觉得石首事件与瓮安事件等相比，在政府应对方面，是一个退步！突发事件不可怕，群体性事件不可怕，如果领导干部不能守土有责，不能勇于担当，能躲则躲，习惯于把群众的不满说成敌对势力的煽动，把警察推在前面，借以掩盖自己执政能力的低下，强力压制住一时的骚动，却不去努力夯实执政党、政府和国家民族的百年基业、万世太平，那才是最可怕的！  (单光鼐 09-6-25 9:07:59)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是无牙老虎

（网友）中央三令五申地指出，发生群体事件后，一定要做到信息公开、透明，为什么还有像石首这样的可以算是“超大型”的群体事件，嘉宾认为问题出在哪里?  (crest 09-6-24 20:53:10)

(嘉宾)这说明过去对这样的官员惩罚不够，同时《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还不完善，还缺乏刚性，法律位阶还不高，还是一个无牙老虎。 (展江 09-6-24 20:55:38)

（网友）嘉宾们，我总是有一个疑问，就是：每次这种冲突性事件发生后，总是有很多不论是当事人，还是专家都有很多反思性言论，反思当时看似对问题看得很透彻，也有很强的震慑力。但是，反思过后还是会发生类似甚至更严重的事件，反思全无用处，甚为遗憾。我想问的是：这种反思如何能传播得更广，如何能让更多的行政者汲取经验，吸取教训，让这些反思能真正地起到作用。  (火娃 09-6-24 20:53:03)

(嘉宾)我在半年多以前就写过文章，《重大突发事件考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刚性》，现在看来，还是还是说对了一些，总是反思确实是亡羊补牢，但还是有价值，因为这样的事件很可能会接二连三。此外，各种监督体系在地方一级经常不起作用，也是突出问题，比如人大、政协、工会都干什么去了？真的是橡皮图章么？为什么不能多少发挥点作用？没有制衡的权力必然腐败。  (展江 09-6-24 21:00:21)

（网友）嘉宾刚才谈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石首的“失守”，源自惩罚力度不够。请问，在加大处罚力度敲山震虎与把好基层干部素质入口之间，政府应该在哪方面做的更到位些？培养一批好干部究竟有多难？是不是上梁不正下梁歪？  (梦见伍仟捌 09-6-24 21:04:42) 0字 (5/1)

(嘉宾)面对具体问题我们只能看到地方官员的应对，到底根子在哪里，我觉得地方官员还是要负主要责任，有法不依是大问题。我们好不容易有了《突发事件应对法》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还是要相信它们，推进它们，这是一个困难重重的过程，但是没有这样的法律，封锁就是常态，现在至少知道知道封锁是极端错误的甚至是犯罪，这也算是一个进步，尽管这种进步经常是以人命为代价的。  (展江 09-6-24 21:13:29)

人民网舆情频道·舆情会商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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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24日 20:00.00

(主持人)今天人民日报针对湖北石首事件，发表“人民时评”《政府如何应对“麦克风时代”》。今天我们请来两位群体性事件专家单光鼐和于建嵘研究员来到人民网访谈室，另有两位媒体和互联网专家展江和胡泳教授远程访谈。请四位国家级专家共同为近期石首等群体性事件的舆情应对、危机管理把脉。(祝华新 09-6-24 20:08:24)

(主持人)昨天（6月23日），荆州市委书记承诺，提高办案层级，彻查石首事件，包括查明涂远高死因和永隆大酒店背景。而这些，正是17日晚上事发以来，死者家属所要求的，也是当地民众和外地网民所期待的。这个表态是不是晚了点？前期石首政府和警方似乎急于尸体送殡仪馆火化，在您看来，查清真相和处置尸体，哪一个是更为釜底抽薪的办法？  (祝华新 09-6-24 20:09:12)

第一时间政府官员哪里去了？

(嘉宾)湖北石首事件是最近几年少见的官商民冲突事件，由于信息公开不力，群众不满的情绪很难释放。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一周年以后，发生这种现象令人痛心。[ 展江 ] 于2009-6-24 20:13:44 上帖

(嘉宾)我们终于听到荆州市委书记的表态了。但是这个表态晚了点，6月17号发生事情，一直缠绵到20号深夜，我们没有看见市里面的地区的以及更高层面基层政府的领导的说法  (单光鼐 09-6-24 20:13:46)

(嘉宾)这实在是不应该的。  (单光鼐 09-6-24 20:14:13)

(嘉宾)石首事件发生之后，书记的态度是应该的，但终究还是晚了，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而且造成了这么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书记的表态是为了应付事情发生之后的社会压力，而且这个表态并没有检讨在这个事情中间政府的失误和责任，也没有表明对待民众诉求的正确态度。  (于建嵘 09-6-24 20:15:22)

(嘉宾)从一具尸体身上，可以看出一些地方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的无能与溃败。不是安抚民心公告真相惩治黑恶，而是动用巨大的警力资源抢尸，其公信力已然受到巨大挑战  (胡泳 09-6-24 20:17:05)

(嘉宾)在去年的瓮安事件中，针对突发事件的信息处理，石宗源强调：“在突发事件发生过程中，能不能在第一时间及时、真实、准确地发布信息，正确地引导舆论，对突发事件的处置至关重要。”石首市领导显然没有吸取瓮安的教训。  (胡泳 09-6-24 20:20:24)

(嘉宾)这些年群体事件频繁发生，中央领导十分关注，多次发出指示，中央政府也不断制定相应的制度规定。要求凡是群体事件发生的时候，当地政府的领导应该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做群众的工作，化解矛盾，平息事态！  (单光鼐 09-6-24 20:16:22)

(嘉宾)值得一提的是，去年瓮安事件发生以后，贵州省委多位领导迅速赶到现场，做群众的工作。  (单光鼐 09-6-24 20:18:07)    

.(嘉宾)省委书记石宗源同志到现场与各界群众面对面地交谈，连续召开几个种会议，听取群众的意见，了解问题的症结，总结政府的工作，检讨工作中的不足，认真分析事件发生的社会原因，并迅速地启动问责制度，迅速地扭转了局势。事态很快地平息下来！  (单光鼐 09-6-24 20:24:36)       

(嘉宾)但是这次石首事件，在事发现场，我们没有看见当地政府领导们的身影，也没听见他们的声音。所以我们认为荆州市委书记6月23号的表态实在是太晚了。他们如果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去做群众的工作，事态也不至于发展到后来这种情况。  (单光鼐 09-6-24 20:26:58)

(嘉宾)这些年我一直在考察群体性事件，看了好几个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以后，我有这种认识，凡是群体性事件发生，首先都应该尽快地公布实事真相，把真实的情况向老百姓公布，不要掩饰，不要粉饰，更不要说谎！凡是做到这样的，都能够比较快地平息群众的情绪，取得群众的谅解！  (单光鼐 09-6-24 20:33:45)

(嘉宾)将事情缓和下来，最终求得问题的解决。但是凡是遮遮掩掩，不向群众说真话，就往往适得其反，既不能平息群众的情绪，反而激起群众更多的猜疑和怨愤。  (单光鼐 09-6-24 20:36:23)

.(嘉宾)远的不说，就说去年的事吧，瓮安事件女中学生溺水而亡以后，原县委县政府有所忽略，没有认识到当时整个县城已经是传说谣言很多了，没有及时地向群众说清楚女孩死亡的真实情况，以致整个县城民怨沸腾，县委书记浑然不知，事情闹出来以后，特别是省委书记石宗源书记到达瓮安以后，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并召开新闻发布会，还通过各种渠道向群众说明事情的缘由。就迅速地平息了各种传说和谣言，获得了群众的谅解。  (单光鼐 09-6-24 20:47:12)

去年11月初，重庆出租车司机罢驶，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就直接召集出租车司机举行座谈，当面听取他们的意见，也把政府的一些想法也当面向出租车司机讲清楚，双方面对面地进行沟通交流，也让事情很快地平息下来。薄熙来是政治局委员，直接和群体性事件的行动者面对面地沟通。这是多年来少见的！  (单光鼐 09-6-24 20:51:40)

(嘉宾)所以，群众性事件发生以后，政府的领导应该在第一时间到现场去。直接面对群众，要有这个胆量，而不应该躲躲闪闪，不见群众。凡是不见群众的，就难免让事情越闹越大，比如，去年11月的瓮安事件就是这样。  (单光鼐 09-6-24 20:53:50)

(嘉宾)还有一点应该值得一提的是，谣言容易发生的情境，往往是这样一些情况，真实信息缺乏，情况不明，无法从既存的信息中了解情况，情境比较模糊，谣言的空间就会比较大。所以领导更应该在事情发生以后到现场去，把真相向群众讲清楚。这才能够消除很多不真实的信息，公布真实的情况越早越好，尤其是在很多人还不太相信的时候，就把事情向群众讲清楚。时间拖久了，辟谣就很困难了。石首事件平息以后，大街又流传开酒店内有两具尸体的传说。这就说明领导不在第一现场去讲明真相，就只会让谣言到处泛滥。  (单光鼐 09-6-24 20:58:51)

(嘉宾)另让人不解的是，石首的警方为什么这么急迫地要求家属把尸体火化？群众称其为“抢尸”，我至今也理解不了，近几年发生的与“死人”有关的群众性事件，有好几起了。例如，2006年11月的广安事件，2007年1月的大竹事件，2008年6月瓮安事件。广安事件中，家属把死亡的小孩放在医院大厅，当地政府没有“抢尸”，而是派出负责同志与家属谈判。取得家属的同意以后，把小孩的尸体转移到殡仪馆。大竹事件中女工杨代莉死亡以后，家属也是同意放在殡仪馆，也没有发生什么“抢尸”的情况。  (单光鼐 09-6-24 21:05:45)

(嘉宾)去年6月的瓮安事件，死者亲属把死者放在西门河边，放了一周。但是这次石首事件警方在没有取得家属的同意的情况下，就多次要求要弄走尸体去火化，以致引起群众的很多猜疑和不满，让事情越闹越大，以致出现了所谓警方要“抢尸”，群众80个小时“护尸”的情况。  (单光鼐 09-6-24 21:10:42)

(嘉宾)事情闹了三天，翻来覆去地，老百姓愤恨的就是这个事情。这反映了石首地方政府工作方法简单粗暴，老百姓人命关天的事情，怎么能够草率呢？既然事情的原因还没有弄清楚，就不能强求家属火化尸体。就应该耐心认真地做家属和群众的思想工作。联想到2007年1月的大竹事件，群众中也有这样的流传，原县委书记说“死个人是个屁大的事”！这样的说法也曾引起群众极大的愤恨，这些都是值得总结的教训。对待老百姓死人的事，一定要慎重、认真，要尊重老百姓的情绪，要尊重家属的情绪，把工作做细，做认真才行。不能强求，不能硬来。  (单光鼐 09-6-24 21:17:46)

地方官员隐瞒突发事件信息应该被追究法律责任

天涯网友“力瑾”问道：请问：群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明真相的？为什么不明真相的总是群众，而不可能是官员？  (专业五毛 09-6-24 20:13:36)

真正实行突发事件信息和政府信息公开，就没有不明真相的群众。所以群众不明真相应该追究官员的责任。而且这次损失这么惨重，应该有不止一位的地方主要官员被问责。(展江 09-6-24 20:19:46)

根据2001年11月1日生效的《突发事件应对法》，地方官员隐瞒突发事件信息，应该被追究法律责任。现在的问题是，法制有了进步，但法治跟不上，所以我们还要寄希望于法治的完善，为它大声疾呼。再发生类似事件，一定不能重复这样的错误和罪行。我们期待，依法对相关官员进行处理。(展江09-6-24 20:30:57)

上愚下智

(主持人)从6月17日发现青年厨师尸体，到21日凌晨尸体最终被送往殡仪馆，在长达80个小时内，一方面是政府的新闻发布吝于笔墨（只有两次），语焉不详；一方面是网友借助非正式媒体发布信息、寻求真相；一方面是“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有增无已，增援警力受到阻拦。特别是19日在街头已经出现“设置路障，阻碍交通”的危急关口，湖北荆楚网竟然发布了匪夷所思的新闻稿“石首市多部门联合举办公交车火灾事故处置演习”。荆楚网51条跟帖差不多一边倒质疑此时发布这条新闻，是政府王顾左右而言他。您觉得石首政府在新闻发布、案件透明方面，可以得出什么教训？  (祝华新 09-6-24 20:15:36)

(嘉宾)对于政府和官方大众媒体而言，必须意识到，发生于网络时代的群体性事件，官权的封锁无法完全奏效，所以，敏感的大型公共事件发生后，总是最先现身于网络。如果官方媒体没有对这些事件作跟进式报道，当民间传言甚嚣尘上的时候，引发的不仅是人们对官方媒体的公信力的质疑，还有舆论对政府如何解决问题所造成的巨大压力。  (胡泳 09-6-24 20:28:10)

(嘉宾)总的而言，最近几年所发生的此类事件都可以称为“社会泄愤事件”，这类事件有一个很大的特点：突发性很强、民众参与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主要是发泄心中的怨恨和不满，而且在信息传播上也有一些新的特点。比如利用互联网、手机短信传播各种信息，而政府往往面对突发的事情不能作出让民众信服的解释，往往采取的是压制各种民意的方法，有时还制造一些假的信息来误导民众。这当然会引起民众的不满，也是发生此类事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诱因。这次石首事件，政府在信息的发布方面，有很大的缺陷，许多措施是一个应对性的，而没有主动地以向民众交代事情真相，以化解民众的不满情绪。  (于建嵘 09-6-24 20:22:55)

（网友）我国的社会群体事件最近屡见不鲜,请问嘉宾,为什么只要出现群体性事件,官员们总是先压制舆论,而不是选择向人民澄清事实的真相?  (crest 09-6-24 20:18:48)

（嘉宾）正像新华社《瞭望》杂志最近的调查所表明的，大部分地方官员不适应互联网时代，以为控制了手下的报纸、电台、电视台，消息就传递不出去。后来发现网络传播了很多视频和照片，又采取断网的方式，非常愚蠢。一个可怕的现象就是上愚下智。  (展江09-6-24 20:25:04)

天涯网友“微者”：嘉宾是不是觉得大陆中低层官僚烂透了？  (老板有发票 09-6-24 20:26:10)

（嘉宾）确实有相当一部分地方官员平时高高在上，享受特权，遇到事情就想到压制。这给社会转型期的地方治理提出了严峻挑战，而像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这样的地方官还是不多，他说过：地方官员的话老百姓经常是不听的，而媒体一说他们就信了。这说明全面开放媒体，包括对国内外媒体和网络非常有必要。等到外部世界沸沸扬扬，内部不可收拾，一切晚矣。(展江09-6-24 20:35:33)

如何消除地方官员反监督的冲动

（嘉宾）我们发现，地方官员封锁信息，抵制监督的冲动太强烈了，如何消除这种冲动，靠中央政府，靠法律，靠公共参与，靠媒体。(展江09-6-24 20:46:38)

（嘉宾）如果当地的媒体被官员控制了，外面的媒体又进不来，信息就容易被封锁，好在有了互联网，但是外地媒体的报道仍然非常重要，因为它比网络信息更准确，更客观，所以我主张取消对媒体异地监督的限制，当然也更希望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及时报道。  (展江 09-6-24 20:53:30)

维权与维稳

（网友）多起群体性事件都折射出社会稳定的两大主题﹕维权与维稳。民众要维护权益，政府要维持稳定，请问嘉宾这两者之间该如何统一？  (诚许 09-6-24 20:19:55)

(嘉宾)目前我国群体事件80%以上是有关民众的维权，这类事情民众一般是表现为有明确的利益诉求，而且行为相对的克制，一般能够在国家的法律和法规框架内行动。那么，社会泄愤事件一般表现为参与者没有明确的利益诉求，许多是由于对分配不公、司法不公等不公正、不公平事情的一种表达。而现在执政者并不能正确区分不同事情的不同特点，把许多完全不同性质的事情混为一谈，而且用所谓的维稳来对待。实际上，这种做法是十分有害的，它不仅不能够很好地解决民众的利益诉求，也不能很好地化解所出现的所谓泄愤之类的事情。我认为，对待民众的利益诉求应该在法律的框架内给予解决，而不能用所谓的维稳来进行压制。  (于建嵘 09-6-24 20:30:14)

天涯网友“红胡子郑”：请问嘉宾，怎样可以限制地方政府乱用手中权力，随意调动武警？  (老板有发票 09-6-24 20:21:36)

(嘉宾)有关部门曾颁布过《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处分暂行规定》。规定指出，违反规定使用警力处置群体性事件，或者滥用警械、强制措施，或者违反规定携带、使用武器的，对负有直接责任者，给予记过、记大过、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胡泳 09-6-24 20:31:12)

民众与国家武警部队的对峙

（网友）记得于建嵘教授曾在今年年初预言：2009年是群体性事件的高发年。这半年过去，这次的石首事件可谓是今年群体性事件的一个高潮。嘉宾能谈谈这次石首事件除了信息不透明外，还有什么特点？有何借鉴意义？(大力娃 09-6-24 20:24:37)　　

（嘉宾）石首事件的一个很重要特点，就是民众与国家武警部队的对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这表明，在这种社会泄愤性质的群体性事件中，怎么很好地利用警力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许多问题可能恰恰是由于我们低估了民众的抗争情绪，而错误地使用了警力使问题扩大。所以，如何化解民众的对立情绪是我们处理此类群体性事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着力点。(于建嵘 09-6-24 20:34:27)

(嘉宾)这次石首事件，是我考察过的大规模的群体事件中一次特殊的较大的一次，场面很大，规模很大，暴力暴烈程度更强，这是令人震惊的。应该引起各界的高度重视！  (单光鼐 09-6-24 21:26:08)

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你会对话吗？

以下《对话守则》摘自苹果日报的《苹论》：

1989年，捷克知识分子哈维尔等人，在布拉格成立了“公民论坛”，制定8条《对话守则》，在街头巷尾张贴，内容是：

1、对话的目的是寻求真理，不是为了斗争。

2、不做人身攻击。

3、保持主题。

4、辩论时要用证据。

5、不要坚持错误不改。

6、要分清对话与只准自己讲话的区别。

7、对话要有记录。

8、尽量理解对方。

遵守这样的对话规则，对话才有效。

最近数日，有几位我所尊敬的知名网人和他们的支持者，在饭否和Twitter上，互相骂阵，而且忘记了他们是在一个公共场合这样做，——这就好像有人天天在你们家客厅吵架，你想谈点正经事都不行。

我不关心几个男女之间的事，我关心的是中国互联网上的论辩伦理和交往伦理，尤其关心在网上可否推行上述的对话规则。这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在现实当中无法实行这些规则。网络上好不容易拥有的一块实验田，数位也号称网上意见领袖的精英，其意气用事如此，实验如何进行得下去？

我尤其在意骂阵中出现的这句话：“除了我认识的人之外，我一直都是谁关注我我就关注谁。希望那些主动关注我，在我关注你们之后又取消关注的人告诉我一声，以便我取消对你们的关注。”回声室里的声音，是不能当作大自然中五音杂陈的天籁的。

不过想想，任何一个人群聚集之地不都会这样？或许我还是给互联网投射了过多的理想色彩吧。这也算是中国第一代触网者的宿命。

好处是，这些网络上的意见领袖，现在让大家得以近观，明白人非圣贤，“To err is human，to forgive is divine.”同时，也验证艾未未先生说的一句话说得好：“不要对我有妄想。”如同饭友mostarich 所说：“美女也臭脚，所以不要把一切都想象得太美好。”

更根本的问题在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网络意见领袖？转吾友萧强对网络活动中的“代表性人物”或者”发言人”的几点观察，用他的话来说，都是“引玉之砖，并非深思熟虑的定论”：

1，他／她拥有发言的平台，比如：博客。（这条现在技术上已经不是问题了。被封杀除外。）

2，他／她的信号（言说）应当是非常基本的，可以形成“身份认同”的言说。不仅仅是就事论事，技术或者技巧层面的论理。

3，他／她的信号（言说）应当不仅仅是修辞的，而是身体力行的。在很多情况下，是为之付出常人没有付出的“代价”的，不管这代价是时间，金钱，还是自由。

4，他／她最好有一技之长，是某种“专家”。现代社会人人都有分工，人比较信“专家”的话。

5，他／她的私人品行也要经得住不仅是大众的八卦眼光，还包括政敌的攻击。网络时代更是私事容易公开化，所以公信力很容易被其他事情瓦解掉。

如果用这几条去衡量的话，在纷乱复杂的网络活动中，虽然没有“组织”去领导，但是真正的影响力也不是容易建立的。“发言人”也不是好当的。

或许还要加上第六条：学会倾听。毛向辉说：“不去倾听，也会丧失公信力。”

这些自然权利怎么进化成一种更加文明的状态和现实社会文明程度相关。如果真实社会的文明程度和中央电视台反映的不一样，那么它所有的极端面就会变成凹凸镜的凸点不断的凸出。互联网其实对于现实社会建设改进有好处。怎么用好这个镜子，而不是拼命的把凸点压回去，假装不存在。

当照妖镜在面前，是打碎镜子还是让自己变成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选项。

以如此大的力度对付一个公司可谓罕见，说明有关部门已决定整顿谷歌。果然，6月19日从全国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办公室传来消息，国家有关部门宣布暂停谷歌中国境外网页搜索业务和联想词搜索业务，并责令其立即进行整改，彻底清理淫秽色情和低俗内容。如果这两项惩罚措施长期被执行下去，那么，我们所熟悉的谷歌搜索将彻底变成局域网搜索。它不仅会严重影响中国数亿网民的搜索体验，而且也向所有利益相关者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对于天生具备全球特性的互联网，一个国家的政府该如何管理？

中国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主任李家明在央视的节目中提到“多元文化下的互联网信息安全”，他认为，“无论说什么样的理由，在一个国家，无论你是一个机构、一个企业还是一个个人，只要你是在它的土地上，就要受这个国家的法律法规来约束。……谷歌尽管它的总部是在美国，但是谷歌中国是在中国土地上的一个公司，既然是中国土地上，那么就应该受中国的法律法规的约束。”

当然，管理全球性的互联网，最理想的方式是建立一个某种意义上的世界政府。全世界的国家和这些国家的人民首先就一些基本原则达成一致，然后世界政府着手制定一系列法律并敦促公民执行这些法律。通过这样的办法，世界政府可以对所有问题进行公平而有效的处理。

不过，既然这样的事情在现实中从未发生过，它也就没有理由一定可以在网上实现。由于网络像全球世界一样显然不能实现一体化管理，那么，该如何划分不同的管辖权限呢？这是数字化世界所面临的最令人头疼的问题。它之所以头疼，部分原因在于网络在地域性政府和“网络政府”之间建立了一个新的分野。地域性政府是拥有/控制物理疆界和界内人民的政府；“网络政府”是经被管理者同意并在其要求之下控制网络疆界的政府。原则上说，地域性政府控制一个界定区域内的一切事务；网络政府控制一个界定范围内的人们的活动，这些人可以分散在地球上各个角落。地域性政府控制人们的身体；网络政府只能时断时续地对人们进行控制，因为人们随意进入或离开其管辖区域。

这种分野导致一个紧张的局面，全球性的数字化商业世界和网上社会同较地方化的政府和那些尚未进入“勇敢新世界”的人们形成对垒之势。政府作为一个中介工具的有效性受到挑战，因为每一个活动领域都倾向于形成自己具有明确管辖权的“政府”。虽然地域性政府在自己的疆域内形成了天然的垄断，但“网络政府”正与其争夺地盘。后者的有力武器是“公民权”，因为任何“网络政府”如想使公民服从自己的管理都必须给公民带来实际利益。对基于网络的“政府”而言，取得被管理者同意是其运作的前提条件。“网络政府”所产生的利益并不只是给个人带来的好处和服务，而是一个管理体制所能带来的广泛的利益：一个透明度很高的正当的市场，规章完备，责任分明；或是一个得到有效监督的社区，孩子们在那里可以信任陌生人，个人的隐私得到保护。

网民权利是建设网络社会的基础。通过观察近几年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可以发现，第一，中国网民与政府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合作的可能，在实践中被严重低估；第二，网民与政府之间，存在着大量可以共建但没有去共建的领域。因为如此，对网络的管理常常以“政府控制”的面目出现，因而大量侵害了网民应该享有的权利。以谷歌“低俗门”事件来看，政府可以在法律的框架下要求谷歌中国进行整改，但似不宜暂停它的两项搜索业务，因为那将严重影响公民的信息获取。

没有人期待网络成为一个混乱的、暗无天日的场所，网民希望的是形成大量相互竞争的机构和高透明度的文化，这些机构间的竞争是一种最佳的动力，能使其灵活地作出回应并真正地服务于公共利益。没有一个制度不是在挑战之下发展起来的，这些挑战来自于好挑剔的公民对自己权利的诉求。

有关互联网的书已经很多了，舍基带来了什么新东西呢？他始终不渝强调的是利用互联网构建群体的重要意义。现在，我们可以以从前无法想象的方式一起从事某个项目；可以发现和我们志同道合的人群，不管我们的兴趣有多狭窄；可以打破新闻的瓶颈，每个人都成为媒介出口。当人们被赋予共同行动的工具，而可以突破传统的组织局限的时候，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谁也无法预料。

这是互联网发展的新阶段。在这项伟大的技术的第一阶段，即从1995年到2000年的时候，网络的社会应用尚未得到优化。每个人感觉激动的是信息的分发和商业的成效。基本上我们在网上重建了旧有的模式：点对点的交易，报刊平移上网，等等。

等到2000年以后，如此众多的人来到网上，网络拥有了真正的社会密度。一部分人上网和大多数人上网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别，而大多数人上网和每一个人上网之间有更大的差别：在你所属的社会群体中，如果每个人都在网上，你就可以确定使用在线工具协调此一群体的社会和商业生活。你可以用网络发起旅游，展开团购，以及各种各样的群体活动。这些事情成为可能，不仅是因为技术上可行，更是因为社会密度终于赶上了技术的步伐。

2000年互联网曾经遭遇大幅跳水；由于金钱的逃跑，创业者不再说“我要开始这项新的网络服务，我要募集5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我要实现这个大的商业计划”，而是开始问自己：“做这件事情的低成本方式是什么？实现我的目标的最佳路径是什么？”经常性地，低成本方式和最佳路径就是允许用户卷入。而一旦我们开始走上这条路，无限的可能性就向我们展开了。

舍基说，他的最大期望是，读者在读完他的书之后，能够为两样事情而激动：“一是存在多种社会实验的可能性，二是还会有更多的社会性工具的新用法被发明出来。”我们仍然在寻找生活在一个网络社会中的“规则”。下一个十年的任务是，利用现在已经释放出来的生猛的革命性力量，搞清我们到底可以做些什么。

未来为什么是湿的？因为创造未来的人是活的。湿的东西，是具有活的特征、生命特征的东西。“湿件”一词常用于描述信息系统中的人。软件、硬件、湿件的成功组合能促成或破坏任何一个群体项目，而其中，湿件的重要性又是最重要的。从技术的含义上看，“湿件”被用以指中枢神经系统（CNS，central nervous system）和人类的大脑。它与计算机科学中常常提到的硬件与软件相关。我们都知道，计算机至少可以分成两个功能部件：软件和硬件。硬件包括计算机以物质形式存在的部件，像中央处理器、硬盘等等；软件包括操作系统、文字处理软件，还有其他我们在使用电脑时应用的程序。作个类比，计算机的硬件相当于人的生理部分，意谓我们实实在在的身体，特别是我们的神经系统。软件则相当于心理层面。

湿件一方面是对中枢神经系统特别是大脑的生物电和生物化学性质的一种抽象，另一方面还代表着更高的概念抽象。如果在不同的神经元内传递的神经冲动（impulse）被视为软件的话，那么神经元就是硬件。硬件与软件的混合互动通过连续不断的生理联系显现出来，化学的和电的反应在假定互不相关的区域间广泛扩散，这时，需要一个词来概括单靠硬件和软件都无法描述的互动。这就导致了“湿件”一词的产生，它对于解释生理和心理微妙互动的现象非常重要。

“湿件”一词的起源尚待考证，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它就被用来指称人的脑力，但直到“赛博朋克”（cyperpunk）流行之后，该词才获得广泛传播。它出现在迈克尔·斯旺维克（Michael Swanwick）、布鲁斯·斯特林（Bruce Sterling）和鲁迪·卢克（Rudy Rucker）的小说中，特别是后者，1988年出版题为《湿件》的科幻小说，为其三卷本系列科幻《软件》、《湿件》和《自由件》的第二卷。它讲述了一个由人类创造出来的有感觉能力的肉身机器人（meatboppers）如何反过来控制和改变人类的故事，对人类脑力（湿件）与带有编码化知识（软件）的机器人（硬件）的结合最终可能摆脱人类的控制并影响人类进化的前景，作了大胆的想象。

卢克把湿件称为“所有的火花、口味和纠结，所有的刺激－反应模式——也就是头脑的生物控制软件……”。他没有把这个词简单地等同于头脑，也没有说它意味着公司中的人力资源。他用湿件代表在任何生物系统中都可以发现的数据，也许与那种可以在ROM芯片中发现的固件（firmware）类似。以卢克的眼光来看，一粒种子，一棵嫁接用的嫩枝，一个胚胎，或是一种生物病毒，统统可以称作湿件。DNA，免疫系统，以及大脑的进化神经架构也是湿件。

卢克用充满诗意的笔触写道：

假定你认为一个有机物好比一个经由某种程序生成的电脑图形。或者，想象一棵橡树是一个内在于橡实的程序的产物。该遗传程序存在于DNA分子之中。我们不把这个程序称为软件，而是叫它湿件，因为它存在于一个生物细胞之中，处处都是湿的。你的软件是隐藏在遗传密码之后的抽象化的信息模式，然而你的湿件是细胞中的DNA。一个精子细胞是长着尾巴的湿件，但失去了卵子的湿件，它就没有任何用处。

当精子的湿件和卵子的湿件相遇，我们就有了生命。乔伊斯《芬尼根的守灵夜》中的主人公HCE以“everybody”为旗，代表他是亚当以来的一切男人。ACE的妻子的名字简写叫做ALP，与都柏林的主要河流同名。两人也即人类最早的男女亚当和夏娃的化身，而奔流不息的河水也象征着生命。

Here Comes Everybody. 所有的人都来吧。互联网是一个充满生命的空间。而这些生命，都不是干巴巴的，而是湿乎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