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代 大人物 微动力

在2009年第五届中文网志年会上的主题演讲

昨天，我和大家一样，在公路上颠簸了几个小时，来到连州。晚饭时品尝到了著名的“连州腊肉”。说到腊肉，想起中国互联网历史上的一个著名标语：“游自然国心，闻华南虎啸，品镇坪腊肉”。当然我们都知道，最后的结果是，“赏华南虎照，品镇坪腊肉”，这是2008年网民的一场空前狂欢。很可惜，腊肉的余味在喉咙间尚存，2009年，我们被奉上了一道名为“老妈蹄花”的大餐。在这不寻常的一年的年末，我们聚会在连州，共品连州腊肉，让我们感谢十方神灵，我们来了，聚了，吃了，喝了，就是最大的快乐！

前几天，digitalboy在Twitter上说，“胡泳，将在2009网志年会做第一场演讲，《自由泳不是胡泳》。”然后他自己又批注说：“后半段是谣言”。所以，我们知道，并且要永远记住，网络上的消息是真假参半的。说他这个话真假参半，是因为，我的确在下面的主题演讲中不会讲到自由泳，但是，我会讲到自由。

我的演讲题目是：《小时代，大人物，微动力》。

小时代

郭敬明

最近看很多育儿书，甚至把前两年买的王朔的《致女儿书》《和我们的女儿谈话》都翻出来看，昨天在北京飞往广州的飞机上，翻开《和我们的女儿谈话》，看到这样一段话，讲到如何划分时代，王朔说：“说到大陆地区，有佯狂时期，党同伐异时期，全体变成孙子时期，假装不是孙子时期和全被当成笑话全被消费期。”我就在想，到底我们这个时代应该给以怎样的命名？我想来想去，觉得郭敬明的一个说法其实蛮贴切的，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小时代”。

2008年，郭敬明写了一部小说，叫做《小时代1.0折纸时代》。做书的人是这样吹的：故事以经济飞速发展的上海这座风光而时尚的城市为背景，讲述了林萧、南湘、顾里、唐宛如四个从小感情深厚、有着不同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女生，先后所经历的友情、爱情乃至亲情的巨大转变，“是一部当下时尚年轻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郭敬明自称小说中的人物是“一群趴在被窝里的渺小的人物”。郭敬明计划用五年的时间完成他后四部的创作。体例类似于美国连续剧，分第一季和第N季，内容风格分别用1.0、2.0等区分，用“小时代”中“小人物”的视角，反映大时代的都市变迁和人物命运。我们北大的评论家张颐武说，《小时代》的出现和创作、运营模式，无疑是2008年最值得关注的文学事件。当然，这话信不信由你。

郭敬明的粉丝读后说：凄美！华丽！忧伤……这样的评语，让我想起郭的小说的名字《悲伤逆流成河》，又想起他在以自己为原型的小说《夏至未至》中，将自己描写成了一个帅气、温柔、“眼睛里弥漫着经年不散的雾气”的男孩。

其实，小说的内容，用两个词组可以简单概括：时髦的大上海，混乱的大学生。一本关于大学生的小说，男女关系乱七八糟，读起来像是一本国际时尚名牌的解释字典，D&G、DIOR、CK、H&M等国际品牌反复出现，好似一种炫耀，充满了赤裸裸的物欲与拜金。

今年7月25日上市的《人民文学》600期专号，因收入郭敬明的《小时代2.0之虚铜时代》而脱销。小说是从“车从南京西路上开出来已经半个小时了”开始讲起的。车主是一个刚刚取得驾照3个月的新司机，也是小说的主人公，一个刚刚年过20的人，而其所开的车是“宝马750Li”。“八月热辣辣的阳光从挡风玻璃上迎面朝我撞过来，视线里一直都是这样仿佛曝光过度的照片般的视觉效果。”这个调调的确让我有点忧伤，因为我，枉自比郭敬明年长了这许多，压根都不知这车长啥样儿。

当然，还有一色穿戴名牌的少年，也让我忧伤。郭敬明让他的年轻的主角们生活在繁华的上海，过着养尊处优、极其奢华的生活，但还要告诉大家这些小孩是不幸福的。正如他自己被《纽约时报》称为“中国当代最成功的作家”却还是不开心一样。在郭敬明的小说里，男生一再幻想自己就是王子，而家境不好的女生相信一定会有王子爱她爱得死心塌地。对此，我只能引用郭敬明的同龄人韩寒对他的批评：“事实上，郭敬明提供的道路不能让人开心，他告诉人家爱马仕有多好（顺便说一句，爱马仕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但是以他的读者的购买力，可能买本他的杂志都够呛了，你给他灌输这种思想，而且看他书的孩子还小，多是90后，他给他们灌输这样的价值观是不对的。事实上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价值观，不分对错，但是分贵贱，他灌输的价值观是很贱的价值观。真正的价值观是你有一个理想，可能物质实现得了，可能物质实现不了，但是他给的价值观是最纯粹的物质。”用郭敬明的话讲，就是要“活得很物质”。

我非常想避免像一个唠叨的上了年纪的人一样批评我们的下一代，但我还是忍不住要说，郭敬明就是在“小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个都市青年的典型：外表好像很西方和很现代，说起“美国偶像”和“变形金刚”如数家珍，其实心态是很守旧的和畸形的。譬如，抄袭剽窃被判决后，郭敬明接受赔款判决却拒绝道歉，反映了他极端缺乏公民意识，更说不上有“法律高于一切”的现代西方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反而是80后作家中相对清醒的一个，那个叫张悦然的女孩出来批评郭敬明的这种举动，“因为我们即将会为缺失公义、正义、荣誉、良知、廉耻而窒息”。

这种外表和心态的分裂绝非郭敬明一人所独有。从来没有这样一代中国年轻人——表面上看，他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彻底地全球化了，然而，这并不能打破一个悖论：他们在物理世界已经获得很大自由，包括可以任职于跨国公司，出入国门学习和旅行，但是在精神上并不能自由思考。他们向往模仿西方生活，甚至在享受西方社会环境，可是，他们的心态是跟西方社会价值观念是格格不入的。

2008年三四月份发生了西藏事件和若干西方主要城市抵制奥运火炬传递事件。以80后为主体的境内外中国青年，通过网络迅速自发组织起来，形成了所谓“四月青年”运动。这是让很多人大跌眼镜的。这其中，有个著名的网站叫做Anti-CNN.com，旨在收集、整理并发布西方主流媒体作假诬陷中国的证据。在它的网站上，你可以看到一段十分醒目的话：

公元2008年10月20日 中国青年报撰文《“四月青年”的历史使命》。文章随后被新华网转载并更名为《历史会记住2008年的“四月青年”》，引起强烈反响。

有人评论说，历史会记住2008年的“四月青年”。他们“被正义感所呼唤而挺身站起”， “得益于对西方民主自由的重新认识……不会像上代某些人那样迷失在西方作为霸权手段的伪学说丛林当中浑噩一生”；同时，他们“从容地要求公正，执著地坚持正义，克制地展开竞争，他们有着比前辈们更好的知识准备和更成熟的理性”。

果真如此吗？我们只需指出一点就够了：“80后”的中国留学生在西方酣畅挥洒着他们的集会和言论自由，然而其诉求却是，要伟大祖国剥夺国内人民他正在享有的这种自由。这令很多残留80年代理想痕迹的上一代人感到痛苦，就连林培瑞这样的中国友人也很痛苦。林培瑞说，原来以为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总在一点一点进步，但看到年轻人竟然又发生了这样的逆转，真是失望。

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四月青年”的历史使命》试着给出了答案。

让我们先来看看构成“四月青年”的两个典型群体。

这一代留学生群体在海外的打拼和竞争，往往是一场孤独的奋斗。这一过程，作为个体的留学生所面临的困难、挫折、歧视、排挤甚至敌意，远远超过在祖国。……在试图挤入主流社会核心圈子的努力遭受挫折后，他们力求发展和自我实现的冲动屡屡受阻，自然而然开始怀念母体。而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和快速崛起，本身就对海外留学生有着强大的吸引力。这样，海外留学生群体回归民族认同和国家主义就成为一种必然趋向。“没出国就不能真正懂得爱国”。中国的强大本身，不但会给他们带来现实机遇，也会为他们在海外漂泊无依的情感世界中增添力量。

毋庸讳言，国内青年同样面对强大的危机感。就业难题常常困扰着新生代大学生。……本土企业聚集于廉价的低端制造业，缺乏足够多的“白领岗位”，吸纳不了连续“扩招”的大学生。因此，许多优秀的中国青年为了高工资和高待遇削尖脑袋挤进外企，压低了白领就业的总体薪酬水平，造成本土劳动力的恶性竞争，抬高了外方资本的谈判筹码，还必须承受与母体文化相隔阂的疏离感。

一定程度上说，中国对内的诸多社会难题的“解套”，必须由中国对外的经济竞争的力量体现和胜负结果来决定。因此，这个时代要求“四月青年”必须同国家经济战略转型的大背景紧密地捆绑起来，以国家崛起为目标，以民族振兴为依托，只有这样，他们自身的成长才有足够的空间，他们自身的利益诉求才能不断得到实现。这就是“四月青年”的历史使命。

原来“四月青年”的历史使命就是这么功利，这么拜金。在这样的价值观之下，一点点风吹草动都可能刺激他们“反西方”行为发生猛烈的爆发。如果郭敬明确实反映了中国“80后”中很多人的精神面貌，那么，不要说他们很容易被刺激起来反西方，就是他们被刺激起来反其他的东西，也不会让人感到意外。

郭敬明所代表的80后青年时尚文化同主流文化是合流的。诚如《纽约时报》编辑部概括所言，官方不大干涉80后时尚写作不是没有道理的。不管他们多么爱炫耀，他们的指向是很明确的，那就是商业主义和个人主义，因此，他们不会给体制带来威胁，而是和体制展开合作。

诸君不要误解，以为我对80后一整代人持有年长者精英式的批评态度。我对年长者也持批评态度，40－50年代的人、60－70年代的人，在对我们这个社会的建树上，一点也不比80－90年代的人做得更好。

王蒙

先讲40－50年代的人，我们也有一个符号性人物，那就是王蒙。评论家王干曾说王蒙是“新中国的一面镜子”，革命是王蒙的“起点”。共和国的第一代青年被称为“相信的一代”，王蒙11岁就与中国共产党在北京的地下组织建立联系，14岁加入中国共产党，然后庆祝革命的胜利，庆祝新中国的建立，这是这一代的一个基本底色。

正是王蒙，在中国作协副主席的位置上，介绍郭敬明加入中国作协。而且，他曾在湖南卫视文化节目《零点锋云》中，与80后作家张悦然展开对话。王蒙对80后作品的整体印象是“没有昨天”，指出现在年轻作家写的生活场景，任何国家的年轻人都能写出来，看不出来是中国特有的，他认为80后作家在躲避历史。

“躲避历史”，换言之，就是没有把历史学好。王蒙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准确的——郭敬明，这位作协最年轻的成员，曾亲口说过，“对历史，哪怕是不久前的历史，毫无兴趣”。

在我们的教育制度中，每个人从小学就开始学习历史课，一直到高中，十多年的时间都没有把历史学好，这又是谁的责任呢？在诸多文字中，吴祚来的批评颇具杀伤力，他的批评是，王蒙当年在《读书》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躲避崇高”，而“80后走上文学舞台的十五年，我们发现它正是王蒙‘躲避崇高’的十五年。”“先有王蒙先生的‘躲避崇高’，后有80后一代虚置历史，成为‘漂浮人’或‘浮游生物’”。

80后是被喂大的一代。有人说，60后尚有“文革”可反思，有风云激荡的80年代可回味，70后们也赶上个尾巴，但80后一代又经历了什么？尤其在精神文化领域。让他们从哪里知道昨天呢？从历史课本、语文课本吗？好在有了网络，否则他们得是多么营养不良的一代人。他们的“没有昨天”，并不是主动的个人选择，而是无奈的先天不足。

然而，问题并不止于此。80后作家的作品——也许是绝大多数当代作家的作品——最致命的问题并不在于“躲避历史”，而在于“躲避现实”。在他们的作品中，看不到多少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与干预，更谈不上批判与反思了，而只有一些个人的闲愁野恨，抑或小资式的吟风弄月，除了个人欲望被压抑的痛苦之外，就再也没有别的什么感觉了。

我认为，80后陷入“躲避历史”与“躲避现实”这双重困境，40－50年代的人难辞其咎。我们不妨看一下王蒙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例如，龙应台目睹台湾的中国人没有社会责任感，不敢也不会与不文明现象作斗争，便写了一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的文章，掀起了一场“龙卷风”，对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人和大陆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王蒙却说“万不可生气，已经生了气也不能自认生气”；“轻举妄动，意气用事，高调虚火，声嘶力竭，手舞足蹈，呼天抢地，唯我独革，只能害人害己，一事无成，丑态百出。……我们要用理性和智慧，用心胸，用文明和道德，用好心和善意，用永远的建设性态度去求其逐渐解决。”

“建设性”当然是一个好词，王蒙似乎觉得自己找到了法宝。他说：“中国已经动荡了一百六十八年，国人对社会的批判得已经够狠了，现在的人们渴望一种建设性。”问题在于，我们这个民族，如我们所周知的，也如有识之士所一再指出的，何时真正形成过一场批判思潮来颠覆帝王们需要臣民歌功颂德的传统？在多年的文化专制主义之下，批判态度更是在中国政治语境中销声匿迹，批判精神早已瘫痪失语了。这一切王蒙都是经历过的，从哪里来的“批判够猛”了的奇谈怪论？在政治和商业的双重夹击之下，这个社会哪里还有独立意识、自由境界与批判精神？而一个没有批判性的社会，又哪里来的建设性？

王蒙80年代初曾写过一篇文章谈自己的《青春万岁》。他感叹道：我们白白兜了一大圈回到了原处，如果理想主义再扔了，那就什么都不剩了。可以理解那一辈人的无奈和失落。然而，后来王蒙显然是想通了，到90年代开始大讲“理性”，讲“理解”，讲“躲避崇高”，甚至把中国的知识分子全部一锅端了，开始鼓吹赵本山的“文化革命”：“知识精英们从西方发达国家趸进了那么多知识观念，……却因中国与西方的多元制衡社会大异其趣，精英们便只能吞吞吐吐，磨磨唧唧，不能不令人觉得他们是没有找到感觉（如新自由主义）或找错了感觉（如新左派）。他们生活在情况全然不同的中国，却找不到自己，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什么，还不如赵本山。”（王蒙：《赵本山的“文化革命”》，《读书》2009年第4期）

有了这样的历程，王蒙10月18日在法兰克福书展上讲出那句“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就一点也不奇怪了。王蒙曾以“蝴蝶”自喻：“你抓住我的头，却抓不住腰，你抓住腿，却抓不住翅膀。”其实，不需要这么美丽的比喻，我们已经看到了王蒙的媚权、媚俗的绝顶聪明与世故。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异化为犬儒主义者的完美标本。

王朔

再来看一下60－70年代的人。犬儒主义者王蒙目光向下，看见了王朔，他将王朔抬到台面上，造像、祭酒，供了起来。

不可否认，王朔的小说最初对主流意识形态是有着消解作用的。这种犬儒主义是对过去泛政治化社会的一个反动。正如王蒙指出的，“首先是生活亵渎了神圣，比如江青和林彪摆出了多么神圣的样子演出了多么拙劣和倒胃口的闹剧。我们的政治运动一次又一次地与多么神圣的东西——主义、忠诚、党籍、称号直到生命——开了玩笑……是他们先残酷地‘玩’了起来的！其次才有王朔。”然而，王蒙对王朔的赞许无法察觉到在王朔对“特深沉”的嘲弄背后，是对一切意义的消解和对精神麻木的拥抱，王朔的人物通过绝对的“玩”认同和妥协于他们所处的社会，他们人物没有改变体制、规则的欲望与能力，却在自我贬抑与调侃反讽中完成了精神对现实的逃避，这恰恰是当时的中国社会需要的。没有什么比王朔小说《顽主》中的这一段更能证明这一点的了：

顽主们对自己的胜利十分欣喜，以致开始向社会发出挑衅：

马青兴冲冲地走到了前面，对行人晃着拳头叫唤着：“谁他妈敢惹我？谁他妈敢惹我？”

一个五大三粗，穿着工作服的汉子走近他，低声说：“我敢惹你。”

马青愣了一下，打量了一下这个铁塔般的小伙子，四顾地说：

“那他妈谁敢惹咱俩？”

王蒙对王朔的这种“机智”是很赞许的：“敢砍敢抡，而又适当地搂着——不往枪口上碰”，“他们很适应四项原则和市场经济”。“他把读者砍得晕晕乎乎，欢欢喜喜。……发泄一些闷气，搔一搔痒痒筋，到也平安无事。”（王蒙：《躲避崇高》，《读书》1993年第1期）这种文学的流行一时和通行无阻是可以预知的，1989年之后，我们能享受的文学作品就是王朔，这不是偶然的。王朔的东西让大家现实起来，何苦呢！大家都从纠缠不休的政冶漩涡中跳出来吧！踊跃投入到“过把瘾就死”的挣钱狂潮中去吧！

和郭敬明一样，王朔的东西之所以流行，也和官方的认可有关，它有利于安定团结，也有利于经济建设，牺牲的不过是某种精神和理想。王蒙的总结“既不违背四项原则，又能顺应市场经济”真是一语道破天机，《环球时报》等等不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在迅跑么！

当王朔这样的“文化英雄”在消解“伪价值”时连“价值”本身也消解（即将洗澡水与婴儿一同泼掉）时，中国进入了“既然没有上帝，什么事都可以做”的无信仰状态。政治上没有参与权，生存压力越来越大，因为没有信仰导致的茫然和毫无罪恶感，这一切都让中国人一心一意、心安理得地去追求最大的物欲，别无他求。如果这一切要是在公正和法治的框架内还好一点，可实际并不是这样。小时代的根本标志之一，就是我们进入了平庸政治。北大法学院的教授王锡锌有个比喻，他说：“现有的体制就像一个人，他的性格是非常拘谨的，不是害羞。拘谨的人也有可能是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强有力的，装作很蛮横的。用一种比较拘谨的态度来看稳定，一出什么事就可能影响稳定。而亨廷顿认为‘稳定’是社会变迁和制度变迁之间要成比例。如果一方面社会在变，另外一方面国家的各种管理制度也在变，只要管理制度的改革能够跟上社会改革的速度，这个社会就是稳定的。换句话说，维持稳定的最重要的技术其实是变革。”

我们一次次期待变革，然而我们一次次失望。我们生活的这个小时代倒是自我复制的，正如郭敬明笔下的《小时代》分第一季和第N季。你费了半天劲看《小时代1.0折纸时代》，看到最后，才得知这居然只是第一季，那么请问还需要出多少季？不要忘记郭敬明说过：“请不要放弃我，请看我漂亮的坚持。”

http://www.time-weekly.com/2009/1105/yMMDAwMDAwNDMyMQ.html

内容聚合者是网络时代寄生虫吗？

时代周报记者  喻盈

2009-11-05 05:40:44 第51期

谷歌数字图书馆未经授权扫描中国作家图书的“侵权门”事件硝烟未散，11月2日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代表“受害”作家，已经开始了与谷歌高层的会谈。而近年来谷歌激怒的绝不仅仅是作家和图书出版商。《华尔街日报》总编罗伯特·汤姆森就曾公开抨击谷歌无偿使用报纸内容为自己牟利，并毫不留情地指责谷歌这样的内容聚合者是网络时代的“寄生虫”。新闻集团董事长默多克更是呼吁报业联合起来对谷歌进行抵制，他的话里明显含着愤怒：“难道我们应该允许谷歌剽窃我们的全部版权吗？”美国报业正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一连串的报社或卖大楼，或申请破产，或完全改为网络付费式阅读。是谷歌们击垮了报业大亨吗？它们是否应该为这样的改变负责？面对新技术，传统出版业与传统媒体的困境是否相似？提倡“共享”的互联网时代，知识生产者变得廉价了吗？

就这些问题，本报特别采访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吴汉东教授、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胡泳副教授。吴汉东教授是我国知识产权学界的权威，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专家组成员。他几乎参与了我国知识产权制度构建和完善中所有重要法律文献的制定，并曾受邀在中南海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课。2009年7月1日，吴汉东教授入选了英国《知识产权管理》（MIP）杂志评选的“全球知识产权最具影响力50人”名单。胡泳副教授则是国内最早从事互联网和新媒体研究的人士之一，多次入选“影响中国互联网的100人”。

“信息贵族”在消失

时代周报：近日中国作家集体声讨谷歌数字图书馆未经版权人同意扫描作品上网，而谷歌提出了一份和解声明，表示每本著作可以获得至少约60美元的赔偿，以后还能获得图书在线阅读收入的63%，但前提是需本人在限期内提出“申请”。怎么看待谷歌这样的和解声明？它是否本身也不符合现有的版权法？

吴汉东：应该明确一点，和解声明和谷歌是否构成版权侵权完全是两回事，两种法律关系。也就是说，和解声明并不意味着谷歌不构成版权侵权。但是我们应注意，和解协议的达成即意味着作者放弃了侵权追索。这也是谷歌发出和解声明的真正目的。然而，达成和解协议的前提是“你情我愿”，并不是“拉郎配”，或者“包办婚姻”，和解声明只是谷歌公司的“一厢情愿”，一种法律上的要约，没有作者的同意，或者相应承诺是不产生法律效力的。

坦白讲，从现行法的层面，谷歌图书搜索的商业模式侵权可能性较大。我国2006年实施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有明确的规定，图书馆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网络数字化形式复制作品，但有限制条件：一是范围上有限制，仅为本馆馆藏作品向本馆馆舍内服务对象提供；二是目的有限制，仅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三是使用上限制，仅为非营利性使用。而且对目的又做进一步限制，要求已经损毁或者濒临损毁、丢失或者失窃，或者其存储格式已经过时，并且在市场上无法购买或者只能以明显高于标定的价格购买的作品。显然，谷歌图书搜索不太符合这些情况。

时代周报：谷歌的数字图书馆计划一开始就遭到了很多质疑，但是它依然坚持实施，为什么？你对这个技术本身怎么评价？

吴汉东：这让我想起美国学者马克·利维的话：“我常常为传播与技术日益冷酷无情地把世界隔离成两个营垒而深感忧虑。一座营垒由那些受到良好教育而且极具经济实力的信息贵族把持；另一座营垒则属于传播圈的‘下层阶级’，他们在巨大的传播机器摆布下过着物质与精神双重贫困的生活。”实际上，这种担心现在看起来，并不是问题。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特别是P2P技术，图书搜索技术的出现，信息传播起来越来由中心向边缘扩展，所谓“信息贵族”与“贫民”的区分，信息垄断的“强权”与“弱势”的差别越来越不明显。也就是说，社会公众对信息资源的接触能力更强了，而不是更弱了。

技术本身也是一把“双刃剑”。谷歌的技术把图书数字化，制作成PDF 文档，收入谷歌图书搜索数据库，这种技术是相当令人激动的。人类的知识资源得到完全共享，不再因地域与贫富而产生知识的鸿沟，不再因政治与经济的强势而造成信息的垄断。可以说，当前数字图书馆与搜索引擎技术结合之后，正在将这将这一理想变成了现实。

传统媒体的短视成全了门户网站

时代周报： 除了谷歌等搜索引擎巨头对传统媒体造成冲击，在中国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很多门户网站也会把报纸生产的内容直接截取到它们的页面上，这是否构成版权问题呢？

胡泳：造成这个状况的原因首先是我们的版权保护意识很薄弱。这就导致了门户网站一开始崛起时就钻了这个空子，它们利用了人们不重视版权的机会，把别人的新闻抓到自己的地盘上，在自己的网站上形成所谓的“信息超市”、“新闻超市”。而传统的内容生产者，不仅版权意识薄弱，而且短视。他们在互联网刚兴起的时候没有意识到，互联网这个工具可能会对他们造成影响，因此他们觉得可以通过把内容无偿地提供给门户网站来增加自己的影响，扩大自己传播的范围。

门户网站对机会的利用和传统媒体对机会的短视共同造成了今天的局面。一旦受众的习惯已经形成，门户网站的商业模式已经形成，广告商认可了它的模式，它就有了存在的理由。当传统媒体觉醒到这一点，所有的机会都已经过去了，他们想扳回这一局就变得非常困难。除了因为我刚才说的一个庞大的受众群体已经形成，他们已经认可了门户网站的新闻模式以外，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传统媒体很难联合。如果不能够集体地去和对方讨价还价，那么胜算是很低的。

时代周报：中国的相关法律是不是也必须做出相应调整，才能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发展，使知识生产者的收益真正得到保护？

吴汉东：对网络很有研究的莱斯格教授说过，科技发展如此之快，商业的模式与方法以及政府政策，都绝对要以更快的速度跟进。实际上，这也是我的观点。而现行的版权法面对当前搜索引擎技术，明显表现出很不适应的地方。相关制度，像合理使用制度，法定许可制度都过于硬度太强，而包容性却不够，集体管理制度也存在一些缺陷。但是我们要求法律及时性的同时，也需要谨慎性。从调整的目标来看，版权法要准确拿捏利益各方的尺度，寻找各方的利益“平衡点”，既要让版权法保障知识创造者的利益，也不能让版权法制度扼杀技术创新的空间。做这一点并不容易，还有很多细致的工作要做。

传统媒体出路在于创新

时代周报：不仅是作家和图书出版商在指责谷歌，国外很多报纸也猛烈抨击谷歌窃取他们的版权内容，比如《华尔街日报》总编罗伯特·汤姆森就曾说：谷歌这样的内容聚合者是网络时代的“寄生虫”。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胡泳：实际上默多克早就出来指责谷歌，包括美联社也是如此，有人甚至很直接地说谷歌是小偷。我认为，其实他们很容易可以让自己的内容不被谷歌收录，这在技术上是完全做得到的。但是他们一方面在骂谷歌，另一方面却并没有采取断然决然的措施来禁止谷歌收录自己的内容。这说明，谷歌的存在对他们来说，其实不全然是坏事。因此我觉得他们的态度是矛盾的，他们对谷歌的激烈抨击可能是一种策略。

时代周报：这种策略背后的意图是什么？

胡泳：比如说是不是能够进行谈判，共同向谷歌施压，让谷歌能够在这方面和他们分享相关的利益，这是商业上的考量。传统报业绝对不会断然决然地封杀谷歌，因为那样对他们是一种自杀性行为。

时代周报：传统媒体和传统出版行业在网络时代正面临怎样的挑战？出路在哪里？

胡泳：传统媒体目前非常需要创新。

首先，在内容制作方面，包括《华尔街日报》这些顶尖的报纸，他们都习惯于这样的思维：真正好的内容只能由值得信任的、有公信力的专业人士来制作并加以传播。但实际上，互联网的崛起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内容制作：通过集体的智慧、集体的知识，由用户来生产内容。这样生产出来的内容当然是五花八门，它们对传统媒体固定的思维模式就产生挑战。传统媒体首先要从思维上转变，不能一味地认为：我只要仍然坚守制作高质量的内容我就应该得到受众的欢迎，我就可以继续维持原有的模式——事实上，这是难以为继的。传统媒体必须要去探索的事情很多，比如，能不能找到新的内容分发的途径，以手机或者互联网为途径，而不是简单地让大家去阅读纸版。

其次，过去的纸媒更多是一段一段地来看待新闻，因为新闻有它的生产周期，所有的记者编辑都习惯于在一个周期下工作，他们为之找到的理由就是：要生产高质量的内容，必须有时间去调查、总结、提炼。但是今天要应对的问题是，新闻周期大大缩短，导致没有什么周期可言，实际上是一个流。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近年来的技术发展看出来，比如微博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流的概念，它每时每刻都在进行更新的滚动。能不能够把原来新闻周期的规律打破，适应新的信息流？从信息流当中怎样来产生新闻？这是传统媒体特别需要思考的事情。

再次，目前国内的传统媒体在和互联网合作的时候，基本上只是满足于把它的内容直接平移到互联网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网络的阅读习惯和报纸不一样，如果你纯粹只是做一个媒体的电子版，那也没有出路。传统媒体这个时候如果还只是在抱怨、指责谷歌们，就等于说还在固守着自己原来的模式不放，这实际上对传统媒体本身的前途是非常不妙的。就像在火车到来的时候，还在怀念钉马掌的人。

必须承认，网民对于汇聚大量信息，能够足不出户观天下的需求是客观存在的，而谷歌是能够满足这种需求的。谷歌的基本道理没有错，但是就目前情况看来，谷歌可能需要更好地和传统媒体协商，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一定协议，双方各取所需。

吴汉东：新传播技术的出现，总会对传统媒体产业产生挑战。举个例子，1984年，美国的环球影业公司曾经对美国索尼公司提起诉讼。原因在于，索尼公司当时生产的录像机可以使用户对播放的电视节目进行录制，在之后的任何时间观看。当时，美国传统媒体认为，这一技术的出现将严重损害他们利益。案件最后打到了最高法院，结果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以5：4裁定影业败诉。这一结果很令美国影视产业沮丧，但是这些公司很快发现，通过录像带租赁及销售的方式，录像机反而给他们带来丰厚的收益。

谈这个例子，是说明网络技术的出现，对出版业是挑战，更是机遇。出路就在于合作共赢，利益共享。

2009中国互联网

《新周刊》2009网络生活价值榜推荐委员会众推委看2009中国互联网

来源：新周刊 2009第20期，2009年10月15日出版

胡泳：监管程度左右互联网发展

(胡泳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2009年，可以算是互联网的监管年。去年，因为奥运和地震，互联网有很多正面意义。官方来看，胡锦涛到人民网和网民对话，从政治意义上给互联网以肯定。互联网给整个中国感觉是向前推动发展，网民有推进中国前进的力量。今年，对网站的监管力度明显加强。某种意义上讲，李开复辞职是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的产物。当然不能把两者划等号，但这种环境下李开复也难以有作为，Google在中国的发展也陷入一种迷茫状态，这种迷茫也跟整个互联网的监管相关的。

姜奇平：腾讯的成长性惊人

(姜奇平 《互联网周刊》名誉主编)

腾讯毫无疑问已经成长为中国最好的资讯平台之一，同时，它也是排名世界前三的顶级互联网公司。

在小众网站中，豆瓣仍然是很多人的首选，它体现了流行的长尾曲线的特点。从商业模式的角度而言，摩尔庄园很有突破性，作为一个社区，它对小学生有很大吸引力，填补了其他SNS没有兼顾到的空白市场，并且，它出售游戏卡和玩具模型，通过线上游戏带动线下产品的销售，从效果来看，这种商业模式无疑是成功的。

吕伯望：新浪微博迅速上位

(吕伯望 中国互联网分析师、原CNNIC的高级研究顾问)

2009年兴起了许多B2C网站，这类网站中，卖衬衫和T恤的网站如Vancl，卖孕妇与婴幼儿所需产品的网站如红孩子、Babytree等，虽然我本人没用或很少用，但是对我们当中一部分网民来说，却很有价值。网上购物中，还有一个跟我们网民生活很相关的类别，即网上支付与网上银行。

社区类的网站中，婚恋网站应该被给予更多的关注，在剩男剩女成为流行词的时候，它们有更多的机会发挥价值。还有一些驴友自发组织的网站，可能影响力比较弱一些，但它代表了网民在互联网的自发交友与兴趣爱好活动，我觉得代表着互联网的一种精神，难能可贵。

林军：2009属于马化腾

（林军 天极网创始人、《中国互联网史话》作者）

马化腾有资格当选年度人物，腾讯市值最高达到2400亿港元，是3个百度和2个阿里巴巴的市值，也是全球第三大的互联网公司，仅次于Google和亚马逊。

如果说2009年的业界大事，当属网易与暴雪联合运营《魔兽世界》。这件事情关联众多，牵扯全球第一游戏公司暴雪，而国内的两大对立方网易和九城也有相当知名度。此事贯穿全年，从开春消息传出，到九城明告，到网易的百般腾挪，到贾君鹏事件，再到在60年大庆前两周开服，其间两家公司也都曾出现单日股价暴跌10%以上、被人做空的状况，想一想就足够精彩和跌宕。

张颐武：开心网最具突破性

（张颐武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程炳浩的开心网虽然2007年年底就成立，但今年的表现尤其突出。开心网最大的意义在于网络社交界面和中国当下白领的生活状态做了一个成功整合，成为最具有吸引力的社交网站，具有创造性和突破性。类似的社交探索，以前校内等平台也都在做，但是开心网一出整个格局都改了。它的策略非常明确，形成了一个最大白领集体“泡”网的状态，而且这个状态时间持续性很高。整个战略营销是一个成功的模式。

袁岳：京东商城值得期待

（袁岳 零点集团董事长）

电子商务在今年是个大买卖，在B2C的探索上，京东商城付出了相当的努力，也做出了规模。虽然它在服务上也有不完善，还没进入一个更加快速的规模化发展状态。相对而言，B2C的模式比C2C的模式问题出现相对较少，风险相对低，对问题的解决能力更强，是一个很有未来性的网站模式。我相信它的规模会进入到倍增或几何级数增长的阶段。

今年我看得多的博客是叶檀。她的博客时效性强，更新快，属于泛财经博客，涉及的面比较广，同时洞察力强，见解独到但又很丰富。比一般人从一个角度看问题的见解可靠度要强。

我建议可以做一个老同志学习网络新事物的榜项，其中洪晃、颐武、老潘、小平、开复等均属于不二人选。

刘兴亮：RSS仍然不可替代

（刘兴亮 IT评论圈创始人、互联网实验室总裁）

RSS是一种非常高效的信息阅读方式。我的订阅在1000至2000之间，包括关键词订阅、分类新闻订阅，通过RSS可以高效获取每天你目标所需的精华信息。相当于你设置了一个导向程序后，每日给你提供自动筛选信息。尽管出现了Twitter这样的产品，但RSS还是不可替代的。

在新出现的网站当中，煎蛋网非常有趣，它是一个新兴的IT资讯挖掘平台，也是一个小众的网站。煎蛋网的新闻排行都是由网友的选择来决定的，新闻价值靠网络互动民选来体现。

洪波：译言需要商业模式

（洪波 IT评论员、Donews前总编）

译言网在2009年表现非常突出，愈加主动和境外主流媒体合作，翻译重要文章。类似译言这种由用户自己选择并提供的翻译内容，很大程度上可以帮助东西方沟通。它的优势是，很小众但是角度别致，也会吸引专业人士参与到翻译中来。它弥补了门户新闻频道的不足。当然，这种模式的网站多半带有公益性质，不是一个纯商业的网站，他们也在探索，恐怕很难成为一个特别大的商业模式。译言现在需要找到一个对自己的营收有巨大贡献的商业模式，让自己在趣味上保持别致，在商业上找到空间。

（采访/张凌凌）

早起，北京飘起了鹅毛大雪，然然说，她要画一幅画。

下雪天，爸爸却还得去北大开会，然然要求爸爸带上她。怕爸爸开会的时候没有人陪她玩，然然又坚持拽上爷爷。

    爷爷的形象让爸爸想起了陈毅的诗：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小青松

塞万提斯不认识中国小姑娘，中国小姑娘也不认识他。

满地的落叶，金黄。

在一片金黄之中，然然发现了树上的黑色浆果。

一颗、两颗、三颗、四颗——摘了多少颗呢？

原来这是爸爸工作的地方

终于走到未名湖边了

我什么时候能长到博雅塔那么高！       

燕园的雪好漂亮

快让我在雪地里撒点野

昨天晚上张树新女士打来电话，说今天九点开始，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将举行换届选举，她说这是一个最认真地在进行民主实践的NGO，整个过程会很有意思，你来观摩一下吧。

地点在朝阳公园万科北京办公室四楼会议室。由于早起堵车，等我和《社会创业家》杂志的执行主编陈迎炜一起来到会场时，会议已经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现场有许多熟悉的企业家朋友，还有很多媒体朋友，最有意思的是，有十几家NGO专门前来观摩。据说，这是SEE的一个传统，有意和大家共享建设NGO的经验。这个协会的宗旨之一是：将自己打造成一个孵化器，扶助中国草根NGO。

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SEE，在会场进行现场报道的腾讯著名才女兰朵在她的博客里写得很清楚：阿拉善SEE成立于2004年6月5日。如果说1994年3月31日在民政部注册成立的“自然之友”是知识分子主动站出来承担中国的环境责任，那么，阿拉善SEE则是中国企业家群体主动开始承担中国的环境责任和公民社会培育的责任。

上午的会议内容主要是，现任会长王石作任期总结发言，理事们讨论新成立的SEE基金会和过去的协会如何区别，以及审议并表决SEE章程修改。

理事们在对是否通过SEE协会章程修正案进行投票。同意章程修改的71票，反对票5票。

现任SEE章程委员会主任王维嘉先生在会场上。王即将卸任，他说自己这几年一直在改章程。一届三次理事大会决定成立章程委员会，只对理事大会负责，并专章写入章程。王维嘉担任第一届章程委员会主任，原因是他对旧版章程的意见最大。秘书长杨鹏说：“我们的章程永远是开放的，先想办法来解决遇到的问题，然后觉得应该变成章程的一部分，就写入章程，把好的办法变成制度传统。”王维嘉的体会是，“和几十位、上百位有智慧的人打交道，要把自己的那点小聪明放到兜里去。不能有自己的思想，要把大家的智慧提炼出来。”这样的结果是，“我们的章程是中国NGO最好的章程之一。”

下午的核心议题是选举，SEE将选出第三届执行理事、理事会会长、副会长，监事、监事长、章程会员会委员和主任。

为此，协会成立了专门的选举委员会，上午的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委员会的周俊吉先生介绍下午的换届选举流程。

以下为竞争执行理事的候选人

竞选在下午13点45分正式开始。每个竞选人的发言时间限定为5分钟。首先开始的是章程委员会竞选，第一个发表竞选演说的是冯仑先生。

冯仑先生很有意思，他没有在竞选台上发表演说，而是走到理事中间近距离游说。他给自己的说辞讲得不错，但当他替另一位不在现场的候选人马蔚华拉票时，当即遇到武克钢的挑战。武认为这违反了选举的规则，而冯反驳说选举委员会制订的规则里并没有这种规定。

于是选举委员会开起了闭门会议，重新讨论规则。

注意在王维嘉的后面有一位西装革履的先生，他就是矢志在中国推广“罗伯特议事规则”的袁天鹏先生。由于“辩论、选举、表决，从小学到大学，都没有相应的训练”，所以，企业家们在SEE首先从开会学起。2008年，杨鹏找到袁天鹏，与他签订合同，请他为协会专门制订一套《SEE议事规则》。最后磨出了43条条款，详细规定了发言、辩论、动议、表决、选举、会议议程等规则，将其作为章程附件。

选举的主持人张树新重新宣布了经选举委员会制订的新规则，选举继续开始。
候选人们八仙过海，各有解数，强调自己的优势，给出自己的承诺，还都很有风度地表示，自己这次落选了，来年还会再参选。

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竞选执行理事：我上次竞选，选不上，如果这次继续选不上，我下一届还继续来。泰康人寿2200万客户，2200亿资产。SEE基金会成立了，需要人来理财，我有200多位一流的理财师，基金会做大了，我们帮基金会理财，当然我也会捐钱。

信远控股集团董事长林荣强在竞选演说中承诺，竞选成功后，为阿拉善SEE工作的时间超过为公司工作的时间。大家可以监督，如果少一天就罚十万元。

也有美女企业家参加竞选，声称女性更细腻，更善于沟通。

来自东莞的企业家杨利川说自己6年前不知NGO为何物。上世纪80年代初，北大学生参与海淀区人大代表竞选，哲学系研究生杨利川就是参选者之一。

竞选演说完毕，投票开始。现任会长王石在投票，现任监事长任志强在监票。

执行理事、监事、章程委员会委员选举结果产生

新选出的各委员会召开闭门会议，选举会长、副会长、监事长、章程委员会主任。

选举委员会召集人王石宣布最终选举结果

新任会长韩家寰是台湾大成集团总裁，代表着一批对大陆这片土地充满热爱的台湾企业家

第一届会长刘晓光当选监事长，刘说，以前老被“监事”，现在要尝尝监事的滋味。如果说，会长要培养妥协的能力，那么，监事长要在一些事情上保持不妥协。

冯仑当选章程委员会主任

最后前任会长王石发表离职感言的时候，特别要始终站在一边的袁天鹏上台，让他自己讲他是干什么的。

http://zqb.cyol.com/content/2009-10/22/content_2898316.htm

微博客：140字的快意恩仇

本报记者 唐轶 实习生 何韬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09-10-22 　　　

    美国歌星杰克逊死讯尚未证实之前，已经有大批歌迷赶到杰克逊就医的洛杉矶加州大学医院，他们的消息来自微博客。而在杰克逊死讯公布后仅1个小时，微博客Twitter就涌出了6.5万条留言，甚至最多时1分钟就有5000条留言。

    所谓微博客，是指互联网上一种非正式的迷你型博客，其特点就是“微”，通常每篇不能超过140字。然而随着它的迅猛发展，它给人的感觉却是越来越不“微”。

“80、90后”的语言方式

    “不要爬树，刚才学校后勤绿化队一位叔叔从银杏树上掉下来啦，当场去世，默哀啊。”

    “昨天生物课给一只兔兔做了安乐死，第一次如此艰难地决定了一只高等生物的生死。”

    “上帝想听歌了，带走了MJ，上帝想看CCTV，带走了罗京，上帝想看漫画了，带走了‘小新的爸爸’，上帝啊！你为什么从不看中国足球呢？咳咳……因为看中国足球就没有上帝了……”

    类似这样普通得不能再普通，有点自言自语甚至是唠叨的只言片语，就是微博上面最常见的内容。而这样的写作模式恰恰是“80、90后”的风格。“90后”们不喜欢“之乎者也”的长篇大论，随便哀叹几声生活的酸甜苦辣，得到频频响应，正好。

    北京大学的小李是微博的忠实支持者，“整天这么忙，哪有写博客的闲情逸致啊。”小李这学期修了30多学分，还是一家社团的负责人，平时生活节奏非常快，在他看来，写博客和他的生活“格格不入”。可是忙归忙，心情总还是需要一个宣泄的出口，这时，微博便成了他的最佳选择，“又方便又快，对于我这种忙人来说，实在找不出比这更好的宣泄心情的方式了。”

    “原来写博客的时候，写完以后总是不自觉地去查看有没有人回复，有时一篇博文很久都没人回复，甚至连浏览量都是个位数，心里挺失落的。”上海交通大学的周小兜写博客已有四五年，但自从使用微博后，博客便再没有更新过。在她看来，微博和QQ、MSN、博客等传统的网络交流方式相比，随意性更强，随时都可以敲上一两句。

    新媒体研究专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网络发展部主任栾轶玫指出，相关数据显示，西方的微博客用户年龄段主要集中在30岁至45岁之间，心智相对较为成熟，独立思考能力较强。而中国的使用者则多集中在“80、90后”的年龄段。与西方的使用者关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讯息不同，中国的微博用户们大多集中于娱乐性信息和个人琐事。“总的来讲，微博客在中国仍然还只是一个年轻人的新奇事物而已。”

不仅仅是微“博客”

    在某种程度上，2006年8月正式上线的Twitter可以被视作微博客的代名词。Twitter创立之初，为数不多的用户只是利用这个平台互相说说小笑话，但很快，Twitter风靡美国进而风靡全球。据美国互联网流量监测机构comScore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6 月，微型博客Twitter全球独立访问用户量已达4450万，比去年同期的290万增长1460％。在Twitter的用户当中，只有一半左右来自于北美大陆。

    随着Twitter的风靡，国内的微博客也悄然兴起。从2007年起，饭否网、叽歪网、嘀咕网等先后杀入微博阵营。一些门户网站，如今也开始大张旗鼓推广微博。

    校内网、饭否网创始人王兴认为，社会化媒体（Social Media）是“新媒体”的重要代表，其迅猛发展使得媒体行业操作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内容产生方式转变为UGC （User-Generated-Content），区别于以往的媒体编辑创作，而转向于用户自身创作内容。传统媒体的运营模式是对于传播内容“先筛选后发表”，而基于现在搜索引擎和SNS的发展，内容传播逐渐转变为“先发表后筛选”。在新媒体的运营模式下，微博客用户将海量的信息发布到互联网上，同时也是这部分用户在阅读和传播的过程中产生相应的内容过滤，精华信息将通过这种途径被“过滤”出来。

    在上届美国大选中，希拉里和奥巴马都在Twitter上建立了微博客主页，并都经常更新自己的竞选消息、竞选口号和纲领。可希拉里主动追踪回复别人的数量为零，而奥巴马的回复高达15万次。最终，奥巴马获得了15万follower（追随后）的投票支持，而希拉里仅有6000 多。原来，奥巴马竞选班底中专门有一个团队负责即时跟踪10余万人的消息更新。当有人对奥巴马的政策关注时，团队就通过Twittter向用户进行信息反馈，支持者便有了与奥巴马“对话”的感觉。而希拉里仅把Twitter充当了单向信息发布平台，而不是交流工具，她并没有关注那些关注她的人，使她的追随者觉得她高不可攀，不够平易近人。

    绝大部分微博客都与手机绑定。Twitter最初计划是在手机上使用，并且与电脑一样方便使用。在中国，所有的微博消息都被限制在140个字符之内，因此，每一条消息都可以作为一条SMS短消息发送。用户们在手机上就能随时获知信息，而不受网络终端限制，真正达到了“全天候”。

微博前景不明朗

    尽管国内微博试水者前赴后继，但对微博客发展前景，还没有人能够作出明确的回答。

    不少微博客使用者反映：有些信息实在太无聊了，什么“快下课了”“出差中……”，“他们真把自己当明星啊！”

    由于在微博上发表内容极为容易，加上其分享、转帖的功能，让任何一条消息都能迅速扩散。对于微博客运营者来说，如何管理海量信息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除了以往的关键字筛选之外，微博还可能会带动新管理技术的发展。新浪相关负责人亦表示，新浪会用技术手段对微博言论采取过滤机制，以规避风险，“不惜花费大量成本人工检测，确保不碰触政策底线。”

    除了面临高难度的管理问题外，微博客的盈利模式也并不清晰。

    据新浪微博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就赢利模式而言，微博客仍然没有一套清晰的计划，“赢利并不是最紧要的目标，我们现在还是先要测试微博客在中国的接受程度如何，有多少人能上，到底能不能火起来。”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对微博客在中国的发展持谨慎乐观态度，对新浪等门户网站的介入抱有期待。“不少微博客资深用户认为，新浪微博在自由表达、互动交流等方面做得并不尽如人意，但无论如何，运作成熟、知名度高的门户网站介入微博客市场都是一件好事，这将对微博客概念在中国的普及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前者中，互联网介入了选举政治，网络为政治候选人提供了发表政纲、筹资、招募志愿者等等功用；同时，网络成为讨论更加广泛的政治议题的场所，例如，少数群体的议题现在可以获得更大的听众，一些不被重视的议题也得到了浮出水面的机会。总的来说，主要政治机构把互联网当作旧的、一对多的电视、广播和印刷媒体的新版本来使用，它们也的确在政治传播上实现了一些显著的创新，或多或少地促进了这些国家的民主。在其他沟通渠道众多的情况下，互联网只是为这些国家的政治活动提供了又一个信息传播和动员的有效出口而已。

　　而在政治自由有限的国家中，互联网拥有相对较大的民主潜力。在这些国家里，互联网不只是在传统媒体之外的信息传播和动员的又一个出口，当其他出口被阻塞或被缩紧时，互联网以其有效性和灵活性，成为促使政治更加具有公共性、更加民主的工具。就中国而言，这种工具并不能保证政治的民主转变，但它在帮 助普通公民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而建立中国的公共领域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首先，分权、匿名和灵活的互联网促进了信息传播的民主化。在中国，媒介从来不是独立的政府制衡机构，相反，政府把媒介看作创造国家统一和政治认 同的核心工具，对媒介实施高度垄断。在这种情况下，互联网成为政府唯一无法完全垄断的媒介。在互联网的环境下，公民获取信息的成本大大降低，所获得信息的 丰裕度和即时度也都有了较大提高。简言之，公民对于社会事物的知情能力大大提高。在新的Web 2.0媒体之中，公民更是可以直接介入信息的生产，而这在传统的、国家控制的媒体渠道中是无法想象的。

　　其次，互联网创造了公民对政治和社会问题展开讨论的公共领域。由于互联网的交互特性，各种公共论坛应运而生，公众第一次拥有了对公共事务进行评论、交换意见、形成舆论的场所。随着知情能力和评论能力的提高，他们对社会生活和社会决策过程的介入程度越来越高，而这种介入程度的提高反过来又促使公民在这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正如法国学者戴扬所说，“就具体问题表述立场就等于构建公共领域。”

　　第三，对于集会与结社自由匮乏的中国，互联网加强了民众之间的联系与集体行动。无论是2005年“超女”的“粉丝”们通过网络和手机在全国多个城市协调发起的支持自己喜爱的明星的活动，还是2009年网民针对“绿坝”展开的集体抗议行动，都初步显示了互联网作为一种组织民众的手段的作用。因为实 地的集会仍然受到严格的监控，互联网成为一种替代性的活动场所。同时，兴趣相同者开始利用互联网从事志同道合的事业。

　　由此，一种新生事物开始在中国出现：它就是网络社群。在这方面，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契合全球势不可挡的趋势——群体对话与群体行动将揭开互联网发展的新的一幕。

　　简单得可笑的群体构建

　　一个旅客在乘坐飞机时领受恶劣服务，她通过自己的博客发动了一场全民运动。在伦敦地铁爆炸案和印度洋海啸中，公民们用可拍照手机提供了比摄影记者更完备的记录。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是由管理甚少的参与者们撰写的。白俄罗斯的青少年发起了一场政治抗议，国家却无力阻止……

　　不论在何处，你都能看见人们走到一起彼此分享，共同工作，或是发起某种公共行动。东欧的政治抗议、一部集众人之力的百科全书、公民报道者的传奇，这些事情看上去似乎没有什么联系，但它们乃至更多事情的影响实际上有着共同的根基：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我们的交流工具支持群体对话与群体行动。聚集 一群人并使之行动原本对资源有极高的要求，使得全世界范围内的群体努力都被置于一种制度的垄断之下。今天，全球分享与合作的工具终于交到了个体公民的手中。

　　如同印刷机放大了个人的头脑，电话加强了双向沟通，一系列新工具如即时通信、移动电话、网络日志和维基百科也强化了群体交流。因为人类天生就擅长群体工作，所有能够强化群体努力的东西终会改变社会。

　　群体行动赋予人类社会以特殊的性质，任何对群体做事的方式的改变必然影响到整个社会。变化不会不发生，也不会一切都不变。任何既定机构发现自身不得不变的程度会有所不同，然而，各种各样的变化全部来自于一个深刻的根源：具备新能力的群体在形成，它们的工作无需遵循传统的管理规则，克服了限制其有 效性的历史性逼仄。在世界上所有允许群体走到一起实现某种目标的地方，这样的变化都会在那里造就新貌，这将意味着，没有这些变化触及不到的地方。

　　加拿大的电脑科学家西巴·帕克特提出一个表述，叫做“简单得可笑的群体构建”。互联网的价值绝大多数来自它作为群体构建的工具的作用，这一观察常常被称为里德定律（Reed’s law），它以戴维·里德的名字命名，内容为：“随着联网人数的增长，旨在创建群体的网络的价值呈指数级增加。”帕克特修正了里德定律，补充说“其与开创一个群体需要的努力成反比”。换句话说，如果建立群体仍很困难，则允许群体交流的网络的价值会受到损害，反之网络的价值则会受到补益。

　　我们最近的通讯网络——互联网和手机——正是形成群体的平台；为这些网络开发的很多工具，从邮件列表到可拍照手机，则视群体构建为理所当然，且各有不同的延展。简单到傻瓜程度的群体构建十分重要，因为渴望成为群体的一员，在群体中与他人共享、合作、协调一致地行动，是人的基础本能，而此前它一直受到交易成本的抑制。由于形成群体已经从困难变得极其简单，我们正在看到，短时间里涌现出来大量有关新的群体类别的试验。

　　群体行动与个人行动的不同在于，群体行动更难开展，而一旦开始，也更难阻止。如美国理查德·波斯纳法官所言：“对密谋的处罚与对个体犯罪行为的处罚是分开的，而且，对前者的处罚也更严厉，即便密谋者未能实现其目的。原因在于，如果一个群体存在某种非法企图，事态要比个体拥有同样的非法企图危险得多。”不光在犯罪企图方面是这样，在许许多多的领域，群体能够施加一种迥异于个体的力量。

　　在群体行动中，存在一种“共享的认识”（shared awareness），它指的是许多不同的人和群体了解一种情形、并了解还有谁拥有相同的了解的能力。如果我看到一场火起，并发现你也看到了，那么我们也许会更容易协调我们的行动——你给119打电话，我抓起一部灭火器。而如果我还要告诉你着火了，或者我不确定你会在火灾面前会有何反应，那么协调行动就要困难得多。共享的认识使得本来互不协调的群体开始以更快的速度和更有效的方式共同工作。随着越来越多的人采用了简单的社会工具，随着这类工具带来更快的沟通，群体行动的速度也在加快。

　　网络与社会动员

　　所谓群体行动指的是许多个人或团体，基于推广特定观念，或针对反对力量所采取的一种集体目标行动。在每一样态的群体行动中，互联网都可以同时扮演主动性及支持性两种角色。例如，在网络上主动发起网络签名、游说、请愿、不服从等说服性的行为（可同时诉诸个别和集体对象）属于前者，而网络的支持性角色则在协助真实的群体行动，传播相关信息并动员群众参与，从而提高群体行动的社会压力。如Twitter在伊朗大选中名声大噪，但其实它所扮演的只是支持性角色。伊朗改革派领袖及支持者决定发动游行后，通过不同管道散发消息，没有证据显示人们借彼此发送Twitter信息组织游行，毕竟Twitter作为公共平台，就行动规划方面并非很有效，因为政府也会看到这些信息。此时，网络只是众多传播工具中的一环。

　　使用网络进行社会动员的主事者从政府到非政府组织、从团体到个人应有尽有，其扩散速度之快与规模之广更是超乎想象，例子不胜枚举。例如，2005年初，中国与日本两国因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修改二次大战教科书及日本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议题而关系紧张，中国内部民族主义 情绪逐渐高涨，4月间在数个城市爆发反日示威活动，而推升的助力之一是一群在美国的中国年轻人发起网络联名请愿活动，希望募集100万个签名，然后向中国政府要求阻止日本成为安理会成员。结果，在手机短信的协助下，上网联名人数短时间内便高达2200万人次。

　　美国的霍华德·莱因戈德在《聪明行动帮》一书中则记录了发生在菲律宾的一个事件。当约瑟夫·埃斯特拉达总统的政府行使否决权以对总统贪污案从轻处置，数千名愤怒的公民迅速地组织了一场抗议活动。菲律宾人互相转发短信，告知要去的地址，并劝诫大家穿黑色衣服以示对于正义的哀悼。迅速集合起来的数千 名菲律宾人占据了街道，这使得政府决定审判继续进行，埃斯特拉达最终被控有罪。

　　“有印刷机的人才有新闻自由”，这句老话指出了新的变化的重大意义。如今在线上讲话即是出版，网上出版即是与他人关联。有了全球范围接入的出版，言论自由就成了新闻自由，而新闻自由就成了集会自由。很自然地，新的自由源所带来的变化在较不自由的环境里将更为显著。任何时候，当你提高一个群体的内部沟通能力，这个群体能够做的事情也因之改变。至于他们会用那种能力做什么，则是另外的问题。

　　飞流直下的单人皮划子

　　总有人在使用某种新的社会性工具，每天达百万次之多；有人在莫桑比克得到一部新手机，有人在上海查看维基百科的中文版本，有人在白俄罗斯听到“快闪”抗议的消息，有人在巴西参加了一个社会关系网络。

　　世界上许多的人今天都能使用这些工具，10年之内世界上绝大部分人应该都能。当简单到傻瓜程度的群体构建普及开去，我们的社会可能将发生什么变化？最明显的改变就是，将会有比过往曾经存在的多得多的群体出现。这是件好事情吗？用新的工具追逐新的承诺的群体大爆发将会使社会获得利益吗？如美国被誉为“互联网革命最伟大的思考者”的克莱·舍基所说，即便承认群体行动将给许多现存的组织造成痛苦，以及它会产生坏的和好的影响，仍然可以得出两条论断，显示我们所经历的各种变化将是有益的。第一个论断是基于群体行动的净价值，群体行动新增的灵活性和力量的好处将压倒其不利之处；第二个则是基于政治性的假定，当前的变化是好的，因为它们增加了人们按自己的意愿说话和做事的自由，自由是社会应该追求的东西。

　　考虑净价值有一个微妙的弱点就是，好和坏的变化并不总是可比的。当讨论仅仅与技术性的改进有关时，净价值是好的工具——不含铅的汽油比含铅的好，快的火车比慢的好，等等。然而当一场真正的革命正在发生，考虑净价值却是有问题的。革命前和革命后的社会差异太大而不能容易地进行比较。说社会被印刷机或者电报改观了容易，声称社会从而变得更好却较难。

    肯定群体所获得的新能力的第二种论断排除描述性价值而集中在政治价值上。按照这种观点，当前的变化是好的，因为它们增加了人们按自己的意愿说话和做事的自由。这一论点不存在不能比较的问题，因为各种形式的自由的增加——尤其是言论、新闻和结社的自由——都被认为在本质上是值得追求的。这并不意味着一个自由的社会没有其自身的特殊问题。然而这种观点假定自由的价值超出了那些问题，不是基于净价值的计算而是因为自由是社会应该追求的东西。

　　不过，即便支持自由的论点也存在某种危险，即夸大了我们对群体能力的新变化能拥有的控制程度。“我们应该允许这些社会性工具的普及吗？”这个假设是有问题的。因为它假定如果回答是不，我们也能有所作为。

    现阶段社会还能够对于核能作出决策。由于核能的成本和监管限制通常是隐含的，一个国家能够决定如果要上马的话，可以在自己的国土上建立多个核电厂。我们的社会性工具的普及却完全不像这样。每当有人买了一部移动电话（可谓今天人们能作出的最常规的技术性选择之一），他们就接入了社会性工具的网格之中。打个比方，社会对于使用核能的控制就好像我们用汽油、刹车和倒车档对于汽车驾驶进行控制一样。我们对于汽车行进的线路和速度都有很大的控制权。社会性工具的戏剧化改进使我们对于它们的控制更像是驾驶一条单人皮划子，我们被推动着沿大体由技术环境决定的路线飞流直下。我们对于这些工具的传播有较小程度的控制，但那不包括我们能使船调头、停下或者根本性地改变我们前进的方向。

　　因此，我们的首要挑战不在于决定我们想去哪里而是在去的过程中能够扶好坐直。帮助群体形成的那些工具的发明不太像是普通的技术变革，而更像已经开始的一场运动。因此，重要的问题不在于这些工具是否会普及或改造社会，而在于它们将怎样做到这一点。

(原载《南风窗》2009年第22期，此为未删节稿)